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Ray Dalio）是我特别欣赏的一位企业家，他的经典著作《原则》中有一句令我感触很深的话：“进化是生命最大的成就和最大的回报。”回望过往的几十年，我深深感受到了这种生命的馈赠。
人生是一场螺旋上升的进化历程
一个人真正的进化，就是洞见自己的不足，逼迫自己走出舒适区，不断拓展自己的能力边界，开辟新的人生曲线，使自己迸发出更强大的生命力。我的人生就经历了这样的进化之路，在这条路上，我不断突破自我的局限，跨越了人生的无数拐点，探索了一个又一个新境界，看到了不同的风景，我的世界也因此变得愈加充盈、丰富。
我人生的第一个拐点是20世纪80年代初考上大学并接着读了硕士研究生。对农村的孩子来说，考上大学相当于鲤鱼跳龙门。如果没有跳过“龙门”，今天的我可能还在老家村里养猪。进入大学之后，我的人生画卷才徐徐展开。
自由而丰富的大学生活打开了我的视野，让我从全新的视角看世界。我学的是管理学，对于这个以前从未接触过的领域，我像孩子一样充满好奇。我尽情地遨游于管理学知识的海洋，如饥似渴地汲取营养与能量。持续多年的学习与研究，不断深化着我对管理学的认识，更让我领略到了管理学的魅力。
正因为如此，硕士毕业后，我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走出象牙塔，而是选择到西安的一所大学教书。对管理学的热爱、对教书育人的热爱让我对这份工作倾尽全力，28岁时就成了学校里最年轻的系领导。那时没有学院制，系是直属学校的，可以说我在大学教师这份职业上的成就达到了一个小高峰。
但是，我心中仍有一丝遗憾和不安，因为我认为管理应该是知行合一的。管理学是实践性的科学，管理教育者必须是管理实践的能手。如果管理离开了实践，管理的效能就不太可能发挥出来。而在学校里做管理学教学和研究，只局限于理论上的探索，得不到实践的机会。于是，我的心中埋下了一颗做企业、把管理的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的种子。
1993年春节，正在筹建中的深航向我发出了邀请。当时的深圳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开始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争先恐后地来到这片创业热土，践行“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的深圳精神。我也被百舸争流的蓬勃景象深深吸引，成为其中一员。这是我人生的第二个拐点，正是从那时起，我走上了企业经营之路，一头扎进了管理实践这片波澜壮阔的大海中。
在深航的8年是激情燃烧的岁月，至今仍令我记忆犹新。当时，我和其他两位同事同时被任命为助理总经理（后来我被改任为总会计师），作为领导班子的核心成员，我们被称为“深航三剑客”。我们三个人同龄，按照月份，我排行老二，所以大家都不叫我“薄总”，而是叫我“二哥”。因为我是管理学科班出身，所以深航的管理体系、文化体系、战略体系、激励体系等都是由我牵头设计的。
年轻的深航人“初生牛犊不怕虎”，有干劲、能闯、敢折腾，他们在深航实行了很多行业内开先河的举措，比如：在民航业首创免费上门送票服务；将座位之间的距离拉开，打造“舒适型经济舱”；迎合深圳人的生活习惯，首创中午时分起飞的“黄金航班”……这些举措既颠覆了传统航空公司的习惯，也给整个民航业带来了良性的刺激。因为服务质量高，在“旅客话民航”的满意度调查中，深航连续5年排名第一。
当年，在航司合并的背景下，政府曾经想把几个航空公司合并，把小公司合并到大公司里去，把深航并入国航或南航，但调研的时候却惊讶地发现深航在全民航中的资产占比虽然只有2%，但盈利水平却占到了全民航的20%，于是决定不再对深航进行合并，而是赋予其独立发展的自由。
1998年，我得知西安交通大学要在深圳开设一个管理学博士班，席酉民教授要招一名学生。我之前读过席老师的一些文章，知道席老师是我国本土培养出来的第一个管理工程博士，是著名的管理学家。我想，如果要跟随一位老师的话，那我一定要跟最顶尖的老师。很幸运，席老师录取了我，这也成了我人生的第三个拐点。席老师的传道、授业、解惑，帮助我建立起了对管理学的系统化认知，引导我更深刻地领悟到了管理的真谛，更使我坚定了深入管理研究、深入管理实践的决心。
席酉民教授之于我不只是贵人，更是灯塔般的存在。席老师是集管理学家、教育家和企业家身份于一身的人，在国内很难找到第二个这样的人。他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他对我的影响是持续一生的。
转眼到了2000年，我的人生迎来了第四个拐点。当时，深航的发展如火如荼，我却发现自己陷入了舒适区，学习力也在下降。而此时外面的世界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互联网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带来新的风口，商业模式的变革和创新层出不穷。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谁若停止学习，也就停止了成长。
我想，人不可能只爬一座山，哪怕爬到了这座山的顶峰，哪怕山顶的风景再美，也是短暂的。我要跳出舒适区，离开熟悉的环境，到更有挑战性的行业去做新的尝试。恰在此时，深航的股权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动，而TCL向我抛来橄榄枝，邀请我参与其信息产业的筹建，权衡之下，我离开深航，加入了TCL信息产业集团。
在TC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