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发展的漫长历程中，伟大的时代必然开拓了新的经济结构，并为后续的革新积蓄了势能。20世纪中叶，格申克龙（当代“经济追赶”学术研究的开拓者）在思考后发展国家的工业道路时敏锐地意识到，在先行者（如英国）成功地开创了现代工业经济霸权之后，追赶者们已经无法再简单地套用英国的工业化道路。领先者不仅为后来者树立了典范，同时也在通过竞争挤压，甚至通过非经济手段围堵后发者的发展空间。这使得后发国家的工业追赶无法亦步亦趋地模仿先行者，而是需要不断摸索和开拓新的空间。对于这一点，作为格申克龙的前辈，李斯特（德国）和汉密尔顿（美国）等人早已有了或深或浅的认识，并据此深刻地影响了19世纪大西洋两岸的两个新兴经济大国的发展道路。
成功的工业追赶者需要创造符合自身特征的发展路径，这一判断意味着我们需要形成以下三个紧密关联的认识：首先，对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战略和工业发展历程的理解，必须要放到历史情境中去。正如格申克龙的追随者们所归纳的，“每一次成功的追赶都是独特的”，因为后发国家无法通过简单地模仿先发国家的经验而获得增长空间，它的成长历程需要回应其特定的发展条件和外部环境。而在工业陆续发展起来的不同时期，这些条件又会不断地被改写，驱使后发国家持续地自我革新以保证内生的发展动力。由此，只有回到历史情境，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国家在特定阶段的发展约束和追赶战略。
其次，成功的追赶过程必定是一个不断开拓的过程。只有前一阶段为后一阶段积累了势能，创造了在后一阶段开拓新空间的关键条件，持续的工业发展才能成为现实。它必定是一系列典型的熊彼特式“创造性毁灭”的过程：在战略性愿景的指引下，一代代先驱者打破了先前的禁锢，创造了新的结构，解决了特定时期、特定工业体系中的问题，同时又为自己在下一个时期回应后来者挑战积蓄了物质条件。由此，工业追赶过程必然是由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所驱动的结构性调整，它们不能仅仅由简单的市场合理性来解释，否则，如果人们都屈从于中短期的经济理性，那么为后一阶段开拓新空间的势能积蓄也就无从谈起了。
最后，对于后发者来说，追赶过程成功与否关键在于国家与社会层面的整体行动，无法简单地还原为市场上的企业总和。尽管成功的大企业或企业群往往是特定时代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同时它们又推动了时代的发展，然而新空间的开辟往往需要工业体系的构建、战略性资源的动员、科技能力和劳动力水平的整体提升。这些都大大超出了单个企业的能力和活动范畴，需要政治性的战略决策和广泛的社会动员才可能实现。可以说，工业企业的蓬勃发展为国家和社会积蓄了力量，但企业发展所依托的体系，却需要由国家和社会来锻造，并推动其持续转型进步。
中国正在贡献着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范围内最重要、最深刻也最波澜壮阔的工业追赶。由观察者网·科工力量栏目组编著的《实业强国：中国制造自强之路》为中国的大众读者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历史性的、国家与产业整体性的视角。这本书体现出了作者们对国家发展、本土工业的极大热忱，为读者们提供了从石油、煤炭到粮食，从化工、制药到医疗器械，从轴承、精密仪器到工程机械等20多个产业的故事，更是包括了早已集聚世界关注目光的中国高铁、大飞机、光刻机和稀土产业的发展故事。全书数据翔实、内容丰富，而且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最难能可贵的是，写作团队不仅分析了实业翔实的发展历程，还能从历史视角来评价中国工业发展各阶段所做出的贡献、所面临的瓶颈和挑战，厘清了国家重大战略决策出台的外部约束和执行实践。全书20多个章节的结合很好地为读者编织了中国工业崛起、发展、遇困和突破的整体图景，从客观上反映了中国不同工业部门间彼此激发、逐步形成越发强大的内生增长动力的过程，让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中国工业经济内在韧性的根源。
临***月 2022-04-22 20:4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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