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气候科学愈加明确,人类活动很可能是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也增加了极端高温、降水、干旱和热带气旋发生的可能性和严重性。气候变化问题不仅危及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也影响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转,给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威胁。为了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问题,国际温控目标从不超过工业化前水平 2 ℃ 过渡至1.5 ℃,要求全球在 2050 年左右实现碳中和。近期,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警告称,除非全球在 2050 年前后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否则 1.5 ℃目标将落空。国际社会日渐重视提升气候变化行动力,中国也遵循《巴黎协定》的要求,宣示了更新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承诺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一、碳达峰碳中和的内涵阐释
中国主动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的最新气候目标,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碳排放提前达峰中的“碳”明确指二氧化碳,而且主要指能源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而“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中的“碳”,则指全经济领域的温室气体。从碳达峰到碳中和,逐步扩大的温室气体纳入范围既符合《巴黎协定》关于提交中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和更具雄心的长期目标的要求,也与中国的经济发展需求和减排能力相适应。
(一)碳排放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
碳达峰是指经济体内生产生活活动因消费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而产生的二氧化碳总量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以年为单位)达到峰值,之后进入平台期并可能在一定范围内波动,然后平稳下降的过程。碳达峰包括以下要素:达峰路径、达峰时间点和目标值以及达峰后的减排路径。碳中和是指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方式抵消经济体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以年为单位)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从而实现零排放。简单地说,就是人为造成的排放源和吸收汇之间达到平衡,使温室气体净排放量为零。
人口,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城镇化水平,能源结构等因素显著影响碳排放水平。观察、总结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达峰规律、经济属性后发现,碳排放和能源消费“双达峰”“双下降”往往出现在工业化、城镇化发展阶段之后,此时经济增速明显下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在 1 万—2 万美元的水平。我国在上述因素方面均与工业化国家存在较大差异,承担着减排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双重任务。已有研究显示,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增长与经济增长整体呈现从相关到脱钩的趋势。我国在客观上已经具备实现碳达峰的现实基础,如期实现净零排放目标也在技术和经济上具有可行性。
在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下,经济发展和二氧化碳排放存在一定的联系。根据挪威国际气候研究中心估算,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持续增长,从 1750 年的 935.05 万吨增长到 2020 年的 340.75 亿吨。其中,绝大多数排放量是在 20 世纪以来的 120 年中产生的。从图 1 中也可以看出,碳排放量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显著。在 1929 —1933 年“大萧条”、 1980 —1982 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 1990 — 1991 年美国经济危机、 1997 —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 —2009 年国际金融危机、 2019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经济活动大幅减少,全球碳排放量也显著下降。
二)碳达峰碳中和的政策内涵
“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不是快速攀高峰、争空间,而是要削峰发展、压低峰位,以便走向碳中和。一国选择放任二氧化碳排放高速增长以尽快达到高峰值的“冲锋”模式,与逐步控制碳排放增量而较晚达到低峰值的“削峰”模式,在达峰后将面临截然不同的“经济—社会—环境”系统。中国走“削峰”模式,尽管前期对能源、经济转型提出较高要求,但能规避高碳锁定、路径依赖以及产能过剩等问题,具有可操作性。碳达峰目标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排放轨迹和实践路径,也直接影响碳中和实现的时间和困难程度。碳达峰是碳中和的基础和前提,碳中和是碳达峰的紧约束。我国面临着比工业化国家时间更紧张、幅度更大的减排要求,越早以“削峰”模式实现二氧化碳达峰,越能为实现碳中和目标留出更多时间和空间。
2030 年前碳排放达峰仅需要在现有政策基础上再加一把劲儿。然而,在现有技术和政策体系下实现 2060 年前碳中和目标还面临诸多挑战。从能源系统的角度看,实现碳中和需要将从工业革命以来建立的以化石能源为主体的能源体系转变为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能源体系,并通过生物能源与碳捕集和封存( Biomass Energy with CarbonCapture and Storage, BECCS)等负排放技术实现能源体系的净零排放甚至负排放。从科技创新的角度看,低碳、零碳、负碳技术的发展尚不成熟,各类技术系统集成难、环节构成复杂、技术种类多、成本昂贵,亟待系统性的技术创新。低碳技术体系涉及可再生能源、负排放技术等领域,不同低碳技术的技术特性、应用领域、边际减排成本和减排潜力差异很大。我国脱碳成本曲线显示,可再生能源电力可低成本减少我国最初约 50% 的人类活动温室气体排放;在达到 75% 脱碳后,曲线将进入“高成本脱碳”区间,而实现 90% 脱碳的年成本可能高达约 1.8 万亿美元。如果仅延续当前政策、投资和碳减排目标等,现有技术难以支撑我国在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归根结底,碳达峰、碳中和的深层次问题和主要矛盾在于能源问题。修正后的 Kaya 恒等式显示,碳排放主要与人口、人均 GDP、碳排放强度和能源结构有关。我国人口趋近峰值,国土空间开发趋近完成,收入水平仍在提升,正处于由经济规模型经济体向生活品质提升型经济体的转变阶段。 2020 年,我国经济总量已迈上百万亿元台阶,强大的国家综合实力为实现“双碳”目标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因此,控制碳排放的主要着力点在于降低碳排放强度和调整能源结构。当然,在关注二氧化碳减排之余,还需要关注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管控。
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环节通过能源电力建立起广泛而深刻的联系。高比例发展可再生能源、优化能源结构是实现提前达峰目标的根本对策。控制能源消费总量、以技术创新提升能效和可再生能源对传统化石能源的替代将在二氧化碳减排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可预测的一段时间内,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仍处于上升趋势,行业能效提升的空间也将不断收窄,发展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能源系统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中之重。
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战略举措,其核心特征在于推动以风、光等新能源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成为提供电量支撑的主体电源。未来随着可再生能源电力大规模集群并网和高渗透分散接入,风、光等电源出力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将给电力系统带来更为复杂的安全稳定挑战。预计未来电力资源将构成“三分天下、互为补充”的格局:可再生能源成为主体电源,提供主要的电力支撑;大型可控电源,作为维持电力系统安全稳定的灵活性电源,提供基础的调节服务;无所不在的短时电池储能与必要的长时储能互补构成全时间尺度的系统调节能力。 a
二、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意义
碳达峰碳中和为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我国低碳发展确立了新目标,注入了新动力,符合我国低碳发展战略内在演化逻辑。这一战略部署符合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维护气候安全、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
(一)打造生态文明发展新范式,走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
从国内行动逻辑来看,近年来我国正在寻求更具可持续性、包容性和韧性的经济增长方式,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将我国的绿色发展之路提升到新的高度,成为我国未来数十年内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基调之一。我国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在规划实现路径时将综合考虑我国国情,在发展和减排中找到平衡点,走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
一方面,我国的碳达峰、碳中和之路与生态文明理论高度一致。我国基于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与扬弃提出了生态文明思想,不仅顺应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大趋势,也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转型思路及指导方法。生态文明理念指导我国二氧化碳减排、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同时,我国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二氧化碳减排的成果也佐证了生态文明思想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所发挥的推动作用。生态文明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既要求用科学的态度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要求改变高污染、高排放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遏制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从根源阻断气候变化的成因;还要求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帮助、相互诚信、相互理解,通力、真诚合作,促进区域资源禀赋深度融合。碳达峰、碳中和既强调产业结构调整,生产侧节能降碳,也推崇适度、低碳、健康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在自然开发、保护与末端治理方面,推崇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发展循环经济,复原生态红利。这与生态文明理论遵循人与自然相统一、人的行为与自然相协调、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相一致。
另一方面,碳达峰、碳中和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一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中的“发展”,是绿色、低碳、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布局新发展格局,应统筹安全与发展、当下与长远、自强与开放,需要碳达峰、碳中和在其中发挥激励、约束作用。同时,多目标协同、多角度系统规划的新发展格局的构建过程也将促进、保证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同时,明确了 2035 年远景目标。除此之外,我国还面临着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到 21 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等诸多短期目标和中长期愿景,对多目标的综合考虑更有利于有效识别可能影响新发展格局构建、影响“双碳”目标实现的实质问题。
作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约束,碳达峰、碳中和要求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建立健全清洁、低碳、高效、安全的现代化能源生产和消费体系。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我国在政策引导之余,通过以点带面的政策示范效应,充分调动了各方面低碳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注入强大动力。独具中国特色的政策设计逻辑和政治执行力,充分彰显了中国的制度优势和市场优势,尤其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只要继续秉持新发展理念,凝聚全社会智慧和力量共同行动,我们打赢这场硬仗并不是天方夜谭。与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相比,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之下,我国也必然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二)维护全球气候安全,引领经济绿色复苏
从国际行动逻辑来看,地球处于气候紧急状态已引起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警惕。气候变化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发生,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范畴。作为碳排放量世界第一的大国,我国碳排放量超过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总和。我国碳达峰、碳中和具有世界意义,将对世界产生最重要的两点贡献:一是防范气候风险,维护气候安全;二是引领绿色复苏。
我国是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根据《 BP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2020)》, 2019 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为 9825.8 百万吨,约占世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 28.8%。同时,在世界发展格局演化进程中,中国的相对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际社会对中国减排的期望很高。在某种程度上说,只有中国碳达峰,世界才能碳达峰;只有中国碳中和,世界才能碳中和。
我国碳达峰、碳中和有利于维护气候安全,减少自然灾害损失。气候变化问题具有全局性、系统性的特征,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避免其负面影响。由于长期行动不足,气候变化从一种正常的自然现象发展为环境问题;又从单纯的环境问题逐渐演变为更高层面的发展问题;目前已经成为人类发展面临的最大非传统安全挑战。高影响气候事件频发、海洋生态系统遭到破坏、“气候难民”数量上升, 15 个已知的全球气候临界点已有 9 个被激活。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 Nature)刊载的文章中,科学家认为在先前指出的 9 个临界点中,超过一半的临界点已经呈现出活跃状态,更有几个临界点处于“接近被触发,或者已经被触发”的状态。 IPCC 发布第六次评估报告第一工作组报告称,很多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在百年到千年的时间尺度上是不可逆转的。在保护人类免受气候变化的灾难性影响这一问题上,“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
2020 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带来了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冲击,正在并将持续对投资、就业、经济乃至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产生全方位的重要影响。疫情期间温室气体排放量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活动减少带来的能源需求下降,除非立即采取行动推动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否则随着经济复苏,碳排放总量必定会反弹。考虑到过往的全球经济危机复苏过程通常伴随着碳排放水平的大幅跃升,国际社会呼吁各个国家和地区携手推进绿色复苏。
我国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不仅有助于防范灾难性气候“黑天鹅”风险、化解气候变化“灰犀牛”风险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气候变化问题带来的经济损失,也与绿色复苏逻辑一致。绿色复苏旨在建立一条发展目标、气候目标兼容可持续的经济社会低碳发展路径,在应对生态危机的同时恢复经济发展。两者的关键都在于经济系统快速脱碳,抑制以高碳投资拉动经济的冲动,减少化石能源使用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来源。我国的碳达峰、碳中和以能源脱碳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目标是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情况下实现碳中和。
在后疫情时代,我国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向世界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即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不应也不会成为阻止更大力度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理由。 我国的碳达峰是整体性、系统性、全局性的工作,覆盖了能源电力、工业、交通、建筑等高耗能、高排放部门,涉及生产和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福利等各个方面。我国将以绿色低碳产业体系发展、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等为方向,致力于加强绿色能源、绿色金融等领域合作,并完善“一带一路”等多边合作平台。研究表明,大规模的绿色公共投资计划是后疫情时代振兴各国经济以及更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方式。与传统的经济措施相比,提高能源效率或者使用可再生能源的绿色项目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并为政府带来了更高的短期回报以及长期的成本节约。我国的探索将引领世界经济绿色复苏,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经验借鉴。
****b 2022-01-20 14:08:50
书很漂亮,非常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