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中我询问CCA1a(美国惩教公司)的招聘人员:你们之前遇到过监狱暴乱吗?他说:两年前有一次。这时有个女人的声音插了进来:那次我们搞定的是一帮波多黎各犯人,现在这儿关的犯人都是俄克拉荷马州的。
他开始问我问题:上一次与他人有不同意见是在什么时候?你是如何解决的?上司派你去参加一个你并不感兴趣的会议,你会作何反应?他对我的简历细节并不感兴趣,也没有问工作经历。我现在供职于美国进步基金会,并为《琼斯夫人》 杂志(MotherJones )撰稿。他也没有问为什么一个加州的记者千里迢迢跑到这里的监狱找工作。我在求职信里写了真实姓名和个人信息,甚至写了19 岁时因为盗窃被抓的事情。他会上谷歌搜索我吗?搜索一下就会看到我写的监狱报道,以及我在伊朗监狱服刑两年的一些文章。然而我所担心的问题,他都没有问,那我也不会主动提起。
我在CCA 网站上完成了调查问卷。这个调查问卷要求应聘者从多个选项中选出正确答案,以测试其在监狱多个工作场景的本能反应。
“一个犯人因为饭菜的布丁里有头发,要求重换一盘食物。”
换一盘食物?只换布丁?还是置之不理?“一个女犯人说你不喜欢她是因为种族原因。”你会予以否认?置之不理?还是告诉她,她才是种族主义者?
问卷中有几十个这样的问题,需要在“完全同意”和“完全不同意”之间进行选择。
“如果有人辱骂你,他/ 她是欠揍。” 不同意。
“我工作效率高。”完全同意。
“我总是支持老板的决定。” 不置可否。
“我有严格的道德准则。”完全同意。
“我不会拿生命换取别的东西。”
最后一个问题我选了“完全同意”。我把简历投给CCA 的几家监狱,曾一度担心他们不太可能雇我。
后来有监狱打来电话说,我需要接受四周的培训,正式工作后每天工作时间是12—16 小时。他还问我“什么时候能来上班”,我告诉他我需要再考虑一下。
我深吸一口气,我真的要成为一名狱警吗?当这一切真的要发生时,我有点儿害怕,这件事是不是做得有点儿过头?
我最初申请去监狱工作,是因为想要了解惩教行业的内部运行情况。全美国150 万名犯人中有13 万人关押在私营监狱。通常情况下记者对监狱的调查会受到重重限制。监狱即便允许记者采访,往往也会精心安排采访路线并监视记者对犯人的采访。美国许多州的监狱不允许记者随意进行采访,一般要指定采访对象。
监狱要监听电话,书信要当面打开由狱警来念。那些和记者随意交谈的犯人会遭受关禁闭之类的报复。私营监狱尤其隐秘。此外监狱记录也不受信息公开法的约束。CCA 一直以来都在对抗一项立法,这项立法要求私营监狱同公共监狱一样遵守信息公开管理规定。即使我能从犯人那里得到一些未经审查的信息,但是又如何能证实他们的说法呢?所以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能够对私营监狱一探究竟呢?
当这一切即将成为现实,我的内心充满了矛盾。我真的要再次回到监狱吗?三年前我才刚刚出狱。2009 年我在中东做自由记者,和同伴莎拉住在达玛斯克斯。朋友乔希来访时,我们一起去了伊拉克著名的旅游城市库尔德斯坦,这个地方对西方旅行者来说相对安全。我们在旅游景点附近爬山,爬了很久,以至于不知不觉靠近了伊朗边境。之后我们三人被捕,并被关押进伊朗的伊文监狱,接受了为时数月的审讯。4 个月后我和乔希被关押在一起。莎拉单独关押了一年多于2010 年被释放。而我和乔希被关押了26 个月才出狱。
出狱那晚,我在阿曼海湾温暖的磷光海水里游泳,当时的我一定不会料到自己有天会再回监狱。重获自由后,我一度感到无所适从。在监狱里我早已习惯了安静和单调的生活:看书的时候,能听到走廊另一头的脚步声,还有乔希在隔壁发出的声音。监狱外的自由世界充满了纷繁复杂的声音,有一段时间我感到非常混乱,很难从中分辨出重要的信息,而且我还得重新培养自己做选择的能力。我在监狱的两年里吃不到什么好饭菜,现在盯着菜单却不知道该吃什么,只能靠别人来替我选择。我时常处于崩溃的边缘,有时会突然远离人群,有时又不能忍受独处的压抑。几乎每晚做噩梦,梦到自己又回到了监狱。我对此后遇到的那些有官衔的人总是产生过度反应,好像他们就是狱警。而遇到事情,我也变得特别容易生气。
清和 2020-06-29
在读这本书之前,我对美国监狱了解不多,我也没想过犯人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但这本书完全震撼了我。私营监狱充斥着腐败、暴力、性侵等众多非人道现象,而一切乱象都源于美国内战结束后政府与私营公司勾结,从犯人,尤其是从黑人身上牟利的罪恶传统。肖恩·鲍尔的卧底故事险象环生,而其中穿插讲述的美国超过两百年的监禁史则令人触目惊心。可悲的是,资本、权力、种族主义互相缠绕造成的灾难,至今仍在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