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一家叫 Dijlat Al Khair 的酒店,这家酒店的条件比国内的汉庭酒店差不少,价格却高出一大截。昨天我在巴格达的一家商场买了一个肯德基的最普通套餐,折合人民币 56 元,也比国内贵不少。和很多亚非拉国家类似,伊拉克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但因为缺少优质供给,不少东西的价格却一点都不低。
2024 年 12 月 22 日,我开始了这次被我称为“地中海文化之旅”的行程。我先后去了罗马(包括梵蒂冈)、里斯本、卡萨布兰卡、丹吉尔、马德里、塞维利亚、格拉纳达、巴塞罗那、突尼斯城、威尼斯、雅典、开罗、亚历山大港等城市,巴格达是我此次行程的倒数第三个城市,明天我将启程前往“红海新娘”吉达,最后一站是中企出海热门城市利雅得。与以往海外考察时更关注市场机会不同,这次我更关注“水面下”的东西——历史和文化。关注和研究中国企业出海这几年,我有一个越来越深的体会:每个国家都有出海机会,关键是能否做到本地化;而本地化的关键,是去理解目标国家的历史和文化。我认为,接下来几年中国企业出海的核心关键词,没有比以下几个更合适的:平视世界、深出海、本地化。此次“地中海文化之旅”,从雅典、罗马、梵蒂冈的历史可以窥探西方文明的三大基石,而通过巴格达、开罗、利雅得的历史可以一瞥阿拉伯世界的光荣与屈辱。在亚历山大港、丹吉尔、格拉纳达等城市,通过一些遗迹可以感受到历史上穆斯林和基督徒的恩怨交融;而在突尼斯城、威尼斯、里斯本、塞维利亚等城市,今天中国企业圈热议的出海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我每年花三个月以上的时间在海外各国考察,每次海外考察我都会事先阅读大量背景资料,到了当地后一定会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去当地人常去的商场和市场,在做好风险把控的前提下走遍大街小巷。我将这套走访海外国家的方法总结为“MTU 模型”(本书有专门章节介绍)。
2024 年 7 月底,我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一路摸索如何坐地铁、坐公交,获得了很多伊朗人的主动帮助。期间,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在德黑兰被炸身亡,我顺便采访了几个当地人,发现伊朗绝非一些西方媒体描述的那样极端。2024 年 8 月上旬,我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脏乱不堪的街道上行走,正好碰上针对总理哈西娜的游行示威。一群当地人围着我,耐心地向我解释发生的事情后,其中两人好心地护送我回了酒店。
在此次尚未结束的“地中海文化之旅”中,我在罗马被偷了等值 2000 元人民币的钱,在开罗的金字塔景区被“缺斤少两服务”后又被无理索要了小费。但除了极少数不快的经历,更多时候我碰到的是善意:在丹吉尔的一个偏远的景点打不到车,一位好心的车主免费把我送回了城区;在巴格达,我把外套和钱包遗忘在了一家咖啡厅,一个小时后回去取时依然安然无恙。
2022 年至今两年多时间,我走访了近 50 个国家,我的个人感受是:外面的世界整体是安全的,是社交网络放大了偏见和夸大了风险。此次在去巴塞罗那之前,我在小红书上搜索这座城市的旅游攻略,十有六七的笔记都谈到自己有被偷经历。我随后做了一个投票,截至目前超过 2000 人的投票结果显示,92% 的人表示自己没有被偷。最后,我也从巴塞罗那“全身而退”。
2025 年 1 月 16 日,在亚历山大港图书馆附近的一家小餐厅,两位亚历山大大学的年轻学生找我攀谈。得知我是中国人后,对方竟然主动聊起了rednote(小红书),“TikTok 难民事件”的全球关注度可见一斑。但当我问到他们是否会去注册 rednote 时,得到的答案是没有理由、不感兴趣。其中一位学生告诉我,他之前有过一次出国旅游的经历,有想过去中国,但最终选择了去墨西哥和美国旅游。
待在国内和在海外走访,对于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会有不同的感知。在卡萨布兰卡、突尼斯城、巴格达等城市,我被反复问到“你来自哪里?”,当我说“China”(中国)时,很多人都会竖起大拇指,其中有人还用蹩脚的英文说“China No.1”(中国是第一)。但另一方面,当他们提到有关中国的人与事时,基本上只知道 Bruce Lee(李小龙)和 Jackie Chan(成龙)。
此前,我在利雅得见证过 BlackPink(韩国女团)开演唱会时的超强影响力;在威尼斯、佛罗伦萨期间,我几次听到韩国歌手朴彩英的歌曲《A.P.T》从街头巷尾传出。在文化的全球影响力层面,我的个人感觉是,目前中国还有待提升。
在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法国等国家,日餐比中餐更受本地消费者喜欢。在从里斯本市区打车前往机场的路上,南亚裔司机师傅跟我分享了他的一个重大发现:“你知道吗,里斯本的很多日本餐厅,老板都是你们中国人(华人)!”司机师傅的这个发现,我早就有所耳闻,但当从外籍司机口中听到时,我心里还是有些不是滋味。餐饮行业有文化属性,中国的文化影响力在欧洲还不够强。
国家品牌和企业品牌紧密相关。中国的文化影响力强,会有利于中国企业出海;而中国品牌在全球获得认可,也能反过来助力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但如果对外没有讲好中国故事,而中国优秀品牌出海时又刻意抹去自己的中国身份,那么形成的可能会是一种相互拖累的局面,这是我们需要极力避免的结果。
通过 TikTok 等平台,我们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已经取得了不错的进展。希望更多中国互联网公司勇于出海,在国际舞台大显身手;希望更多企业与机构,以润物无声的方式传播好中国文化。当然,我也希望,相关部门能鼓
励更多中国年轻人走向世界,同时吸引更多外国人来中国实地感受。
中国企业的新出海,一个典型特征是从 To G(面向政府)、To B(面向企业)到实现 To C(面向消费者),通过和终端消费者建立更广泛、更深入的直接连接,从而推动 C2B(消费者到企业)、C2F(消费者到工厂)模式的形成。只有服务好海内外终端消费者,才有可能打造出世界级品牌;而与国外消费者建立情感连接,文化的相互沟通与理解是关键。
这并不容易。中国文化独树一帜,历史上虽然“古三样”(丝绸、瓷器、茶叶)风靡世界,但基本上只是货出去、人不出去,终端消费者始终掌握在中间商手中。“古三样”最终因为远离海外市场需求而失去了竞争力。而如今中国的“新三样”(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同样畅销全球,这次我们要避免重蹈“古三样”的覆辙。
从拥有最多的世界 500 强企业,到拥有最多的世界 500 强品牌,这是中国企业出海面临的最大时代机遇。中国企业的新出海,会更像日本故事,还是更像美国故事?日本的出海故事,是企业在海外拓展了销路,但整体属于量变范畴;而美国的出海故事,则是通过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不仅增加了销量,还实现了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