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964年，在柏林学习了建筑学，1988—1994年，任《Arch+》杂志主编。1996年和1997年，与鹿特丹大都会建筑事务所/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合作。2000—2002年，担任勃兰登堡工业大学客座教授。2002—2005年，柏林共和国宫临时文化使用项目的共同发起人和共同策展人。2002—2008年，担任德国文化基金会收缩城市项目主任。自2006年起，担任卡塞尔大学建筑理论与设计教授。2009—2014年，任德绍包豪斯基金会主任。

《包豪斯冲突》收录了15篇不同学者的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深入探讨与呈现了冲突之中的包豪斯的不同面孔，为理解包豪斯提供了更全面的视野，对今天重新理解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包豪斯之于今天
“包豪斯”之于今天，不只是历史上那所1919—1933年存在于德国的设计学校。近几十年来，“包豪斯”已然成为国际公认的一个代名词，它指向的是对进步设计的承诺，旨在利用当前技术的可能性创造出有用的并且是可负担的日常物品。历史上的现实和这样一种说法不尽相同：一方面，历史上的包豪斯是否成功地实现了这一说法还有待商榷。关于这一点有相当多的质疑，比如这本书的编者就认为，只有在汉内斯·迈耶出任校长（1930—1932年）的那一段时期，才找到了适用于实践和社会的进路。另一方面，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与一百年前不同。那么，我们今天需要与当时不同的理念和方法来应对当前的挑战吗？
包豪斯经常被理解为一种设计风格的问题，就像人们现在用谷歌图片搜索关键词 “包豪斯”所显现的那样：几何基本形和原色，去除装饰，简化的设计；飘浮的、流动的、非对称的，以及反纪念性。瓦尔特·格罗皮乌斯在这一事实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尽管他总是否认包豪斯是某种风格，但实际上正是他的推波助澜，才发展出了一种新的风格，即使这是与“包豪斯理念”相矛盾的。就算是这样，人们将“包豪斯”简化为风格和形式的问题仍然是错误的。无论如何，包豪斯不仅仅是包豪斯，它是20世纪上半叶一个更为广泛的先锋运动的冰山一角，它寻求的是设计和社会的共同更新。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社会前提，就无法理解这样一种发展：19世纪末劳工和合作社运动出现，20世纪初社会和民主革命发生。这些社会前提构成了基本的社会改革和更新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些，无论是作为学校的包豪斯，还是20世纪20年代在阿姆斯特丹、鹿特丹、苏黎世、维也纳、布尔诺、法兰克福、柏林、莫斯科或列宁格勒（圣彼得堡）等城市里那些带有传奇色彩的社会住房，都是无法想象的。
包豪斯的不同寻常之处，并不体现在那些具体的物件或者形式之中，而是体现在它对任务的构划，以及它宣导的理念和方法。事实上，我们应该用复数的包豪斯，而不是单数的那个包豪斯来指代这一现象。之所以包豪斯能以其实实在在的独特性，从经典的现代主义运动之中脱颖而出，正是因为历史上的包豪斯采用了一种之前还鲜有先例的计划框架，成功地将多样且矛盾的各种现代设计方法融合起来，由此形成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丰富性，那就是后来人们所知晓的那样，所谓的包豪斯，是画家、图形设计师、建筑师、字体设计师、剧场艺术家、媒体艺术家、城市设计师、产品设计师等，甚至是科学家、技术人员、工程师，能够在同一个地方相互争论与协作，接二连三地去实现各式各样的联合项目。
包豪斯＝*大限度的集聚作用，将上述这些孤立的现象集聚起来，不同的审美原则之间相互作用，推进艺术、科学与技术交叉影响，协调研究、教学与实际应用的关系，汲取来自更广泛的不同国家的文化影响力，并进一步地展开激进的实验，拆解边界、突破范畴、重新统合。从智性的意义上而言，没有比把包豪斯看作某种流变的空间更恰当的了。
包豪斯＝*大限度的动力、非稳定性、转化：十四年里，换了三个地点，不断地变革。包豪斯就是这样一个实验室，以当时涌现出来的新知识、新技术、新思想，去探索可能性的新领域。包豪斯的师生们一以贯之地乐意并且渴望从头开始去重新思考事物，表面看来，并非先入为主地，也不愿接受传统上公认的确定性。如果说包豪斯之于今天还是那么令人着迷，并不只是因为那些个别的解决方案，更是因为其中蕴含着无数新的可能，即使放到当下，在很多情况下仍然具有潜力。
包豪斯值得流传开去的关键层面之一，在于它构划中乌托邦理念的溢出价值。恰恰是因为历史上包豪斯制定的目标与其自身的现实不尽相符，才更需要人们，甚至是几十年后的人们继续去实现那些在理念与实践之间尚未完成的许诺。当年无法兑现自有包豪斯内在冲突的原因，但更是因为包豪斯实验被外在的暴力终结了。
包豪斯想要探寻新世界中的新人类，并全神贯注于总体的艺术作品，由此遭受了不少质疑，但这仅仅反映了包豪斯的一面而已。与所谓划一的概念形成鲜明对比的另一面，是包豪斯中每个个体之间的差别，其中还带着一些异于常人的怪癖。正是同时存在着这两极，才使得包豪斯成为一个独具张力的场域，可以将不同的现代主义与先锋派的概念汇集在一起。人们在其他的艺术运动或组织中，都很难找到像包豪斯这样的表现：探寻，不受必然的确定性所困；实验，不为固化的意识形态所扰。
以上种种，在当代的文化生活中相当普遍，从某种意义上也已经是人们公认的态度，或许并不值得特别提及，但我们应当将它与另一个关键层面结合起来看，那就是：关注切实的效用，将设计看作一种社会功能，一种可实践的社会行动。
它指明了跨学科的方法，为新的进路搜寻定位点、基础以及目的。当年包豪斯的设计就提出过这样一项重要的目标：改善当下的日常生活，并且让所有的人都能负担得起。让激进的先锋派的创新推广到广大群众那里去，消除高雅文化和流行文化之间的区分，真是令人惊叹的雄心壮志！实验本身不再是目的，而是为了推进人类的解放，追寻更好的现在。
经典的现代主义时期早已过去，然而我们还生活在它的影响之中，而且关于现代主义不同概念的讨论仍在持续。尽管包豪斯风格和它的产品现在也成了我们历史遗产的一部分，但是不少经由包豪斯推动的现代主义概念仍然与今天密切相关—不仅存在于一些修订过的版本中，而且作为批判性的重新评价的一部分，它反映了现代主义在过去七十五年里的深入推进与持续更新。事实上，这也是一个批判性的自我反思的过程，只有这样，人们才有可能从危机之中、从没有出路的终结以及错误之中得出结论，标记出现代主义的进程，同时辨识出那些新涌现的潜力。实验意味着甘愿承担失败的风险。
许多直接针对包豪斯的批评是合乎情理的，而且一些严厉的批评就来自包豪斯自己的人，比如汉内斯·迈耶和恩斯特·卡莱。不加批判的赞颂等于宣告包豪斯的死亡，因此在冷战期间把包豪斯工具化，显然是中断了包豪斯的理念。
因此，包豪斯之于今天，我在这里想要强调的是，只有将包豪斯的理念转译到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在完全不同的实际应用中贯通。当前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不再处于增长期，而是进入了老化和萎缩的阶段。福特主义的工业社会让位于后福特主义的服务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结构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社会和环境的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非物质性的价值和个体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我们这个时代，混沌计算机俱乐部（欧洲的黑客联盟，1980年成立于德国柏林）的交互计划比起当年包豪斯时的钢管家具，与包豪斯理念有着更为广泛的共通之处。包豪斯的理念和方法对当代的问题和主题仍是有用的工具，而具体的产物肯定与包豪斯当年大不相同。

菲利普·奥斯瓦尔特
二〇二三年五月

序

非德国人的活动
来自右派的攻击，1919—1933

“自然人与机械人的冲突”
提奥·范杜斯堡对阵约翰内斯·伊顿，1922年

冷酷的指令
来自左派的批评，1919—1933

继承人被剥夺继承权
汉内斯·迈耶和瓦尔特·格罗皮乌斯的冲突

技术过时世界的表皮
巴克敏斯特·富勒，《庇护所》杂志，以及反对国际风格

一次失败的重生
包豪斯与斯大林主义，1945—1952

战后西德的争端
理性主义的复兴

致敬死去的父亲？
作为包豪斯继承人的情境主义者

包豪斯与乌尔姆

作为冷战武器的包豪斯
一家美–德合资企业

国家支持的无聊
与1968年学生运动的距离

要么国家信条，要么政权批判
1963—1990 年东德对包豪斯的接受

巴塞罗那椅上的柠檬蛋挞
汤姆·沃尔夫的《从包豪斯到我们的豪斯》

“这把椅子是一件艺术品”
包豪斯家具的曲折成名路

只是一个正立面？
关于重建大师住宅的冲突

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