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与伯陶先生为文字交。他积多年研讨,作出一部《聊斋志异详注新评》,行将出版,邀余作序。恭敬不如从命,虽老迈笔涩,还是勉力再作一篇未必能为之增光的短文。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无疑是中国古代志怪传奇系统文言小说登峰造极的宏著,不独在中国持久地拥有众多读者,而且很早便走出国门,饮誉世界文学之林。
蒲松龄一生读书、教学、著书,从弱冠之年便开始热衷记奇闻异事,作起小说来,曾经受到友好的劝诫和不友好的讥讽,认为谈鬼说狐不是正经文章,于世无益,可怜无补费精神,妨碍了科举前程。他作此等小说是投进了自己的生命的,在花妖狐魅的奇情异彩的故事里,寄托着一位科举失意的穷书生的人生苦乐,他的悲哀、梦幻、思索和伤时忧世的心肠。他饱读经史,体悟到了文学的超现实功利的价值和生命力。所以,他虽然在一次乡试落榜后对友人发出过“狐鬼事业属他人”的感叹,意思是自己不该做这等小说了,但他还是执著地继续年复一年的写作,直到年逾花甲,方才逐渐辍笔,前后长达四十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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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陶注释《聊斋》,眼界开阔,小说文本中出现的人名、地名、物名、事件,即便不甚关乎作品大体者,都不轻易放过。如辨《金姑父》篇的“东莞”应为“东关驿”,《夜叉国》中的“交州”应依二十四卷抄本作“胶州”,《沅俗》所言“沅江”应为“元江”,《尸变》中的“搭帐衣”实为“送给死者的衣衾”等,不仅与文本叙写的情况相吻合,对读者也有增长历史文化知识的意义。出于这种思路,伯陶作“简评”也冲破了一般就小说所叙故事情节揭示其意思意义的模式,注重探明各自的本事、源流、事理,参照中西有关文献,引生出文本深层隐含的微言大义。如《土化兔》篇不足五十字,记清初战功卓著、官封靖逆侯的张勇镇守兰州时,猎获之兔“中有半身或两股尚为土质”,“一时秦中争传土能化兔”。片言只语,纯属志怪异事,因而不为选评家重视。“新评”由张勇原为明朝副将,降清后追击李自成馀部,为抗击吴三桂进军云南,十分卖力,参照古代“土之怪曰坟羊”(即尚未完全化成羊)之说,认为这是“清初读书人不满于张勇卖身投靠新朝的行径,而造作‘土化兔’的‘闲话’”,讽刺他是“两截人”。这就发明了这个传说生成的历史底蕴了。“新评”最有新意的是对《绩女》的解析。这篇古老的仙女下凡模式的故事不再是穷苦单身汉的白日梦,绩女降临一位寡妇家,表现的是其色身引起的人间寡妇的性感,名士费生神魂倾动生发性爱幻想。“新评”就费生《南乡子》词意,博引古代诗赋咏女子纤足语句和西方《性心理学》“足恋”说,认为这篇小说反映的是作者的性心理。“清但明伦认为‘通篇主意,只示色身、堕情障六言尽之’,显然无勇气揭开小说所蒙上的道学面纱,洞见作者的真实性幻想。”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说,“简评”确实是揭开了小说所蒙上的道学面纱,洞见了作者真实性幻想,宜乎称之为“新评”。
袁世硕
前言
中国文言小说源远流长,六朝志怪、志人之短章,唐人传奇,清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为其发展史中三个显著的标志。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概括《聊斋志异》之艺术特点有“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的评价,数十年来几成不刊之论,从中可见蒲松龄集文言小说创作之集大成的历史地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文言、白话,小说地位皆不高,远居于诗文创作之下。蒲松龄的郢中社友张笃庆,与蒲松龄皆曾受到山东学政施闰章的赏识,他四十五岁即为拔贡,获取顺天府乡试应考的资格,这一点略强于蒲松龄;但两人于科举皆淹蹇不遇,潦倒终身,则毫无二致。不过一介书生张笃庆却能于当时以诗名世,以致《清史列传》卷七〇、《清史稿》卷四八四皆以之入《文苑传》,蒲松龄则难与其并列。同蒲松龄有过交往的王士禛为继钱谦益之后的诗坛领袖,以倡诗歌神韵著称,官至刑部尚书,在当时无论名望、地位,蒲松龄皆难以望其项背,不可同日而语。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世人文学史观念的进步,小说的地位不断提高,蒲松龄及其《聊斋志异》逐渐声名远播并终于大放异彩,不仅风行海内,而且走出国门,跻身于世界名著之林。在中国文学史中,王士禛远不如蒲松龄的地位崇高,早为世所公认;至于张笃庆,诸多文学史著述竟然皆难觅其踪影了。这一历史的反差,恐怕也是蒲松龄生前所始料未及的。
一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泉,或称柳泉居士,淄川县(今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蒲家庄人。其父蒲槃,尝习举子业,以博学多识享誉乡里,后因家计问题弃儒从商。蒲松龄自幼从父习读《四书》、《五经》,欲由科举跻身仕途,十九岁即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进学(俗称考取秀才)。原欲顺风顺水以搏一第之荣,不意从此蹭蹬场屋,屡战屡败,始终未能通过山东乡试,直至七十一岁方援例经考试成为岁贡生,有了做学官的资格,然而已垂垂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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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若综合不同版本加以计算,《聊斋志异》总共收录多少篇作品?一般多以四百九十馀篇或将近五百篇模糊言之,这是因为个别篇目或有不同版本分合不一的情形所致。马振方先生《聊斋志异评赏大成·前言》(漓江出版社1992年版)有云:“以篇目计算,《聊斋志异》包含作品四百九十四篇。此外,一目多文涨出十篇,篇末故事类附则四十一篇(不含引录他人作品),‘异史氏曰’记述生活故事九篇。全书计有各类作品五百五十四篇。”又说:“《聊斋》还有一定数量的议论文字,这就是部分篇末的‘异史氏曰’。全书计有‘异史氏曰’一百九十四则,虽不全是议论,还是以议论为主调。”以上统计最为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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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得住常年苜蓿生涯者往往属于性格内向的人,蒲松龄无疑具有这样的性格。他用儒家理念约束自己的实际人生,却又不妨在内心畅想中完成虚幻世界中的自我重构。尽管有时他也不免于词或俚曲中有一些“放浪形骸之外”的言语,但总的说来其为人处世却是以为人师表的自我约束为外在形象的。这种内在充盈的人生境界是导致他孜孜于科举却又安于贫贱的重要原因。卷一《王六郎》体现了儒家仁义思想,小说中尚“善”并辅以富贵不忘贫贱的价值取向,正是处于下位者的文人自尊、自强、自恋的道德依归。如卷二《张诚》,卷五《二商》,卷七《湘裙》,卷八《曾友于》等篇也都从不同角度反映出属于作者的、以儒家思想为主的士林文化品格。卷三《阿霞》、《青梅》,卷四《封三娘》,卷七《素秋》等篇,都有对女子慧眼识寒士于穷厄中的向往,对于命运,作者并不乏等待的勇气。卷二《连城》,卷七《乔女》、《瑞云》等篇透过男女之情反映知己的宝贵,折射出传统文人的落寞心态。卷五《胡四娘》刻画女主人公的隐忍大度栩栩如生,又何尝不是作者企盼日后奋志青云的潜意识流露呢!至于卷五《邵女》篇对“以命自安,以分自守”的赞赏,卷七《珊瑚》篇对人生逆来顺受的肯定,卷三《妾击贼》篇对甘于卑贱者的颂扬,固然与旧时代文人心目中对理想女性的心理期待相关,反映了士林文化中的男子中心主义;然而如果细绎小说内涵,又何尝不是蒲松龄对命运无奈的体现呢!相信命运却又不甘心于无所作为的平庸,于是就有了对“痴心”的张扬。卷二《阿宝》,卷五《青娥》,卷七《书痴》,卷八《香玉》、《王桂庵》、《寄生》等篇,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痴”的力量,其中《阿宝》之“异史氏曰”如此立论:“性痴则其志凝,故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世之落拓而无成者,皆自谓不痴者也。”性有所癖,情有独钟,正是士林文化的重要品格,惟其如此,才造就了旧时代文人沉迷于书城学海并自得其乐的兴趣和勇气。
三
卷三《毛狐》“异史氏曰”有云:“余每谓:非祖宗数世之修行,不可以博高官;非本身数世之修行,不可以得佳人。信因果者,必不以我言为河汉也。”蒲松龄常将青云有路与佳人在室视为满足人生的两大愿望,在旧时文人心目中,这两种愿望往往有代偿作用,并且以后者代偿前者最为普遍,唐诗、宋词这类例证不胜枚举。《红楼梦》第一回,失意中的贾雨村偶然见甄家丫环回首望了他一眼,便想入非非,引为“风尘知己”,甲戌本“脂评”有云:“今古穷酸,皆会替女妇心中取中自己。”此评切中肯綮。《聊斋》中的类似描写更仆难数。卷三《青梅》中当丫环的狐女青梅能识张生于困顿潦倒中,也无非是文人自恋心理在男女情怀中的投影。该篇“异史氏曰”:“天生佳丽,固将以报名贤;而世俗之王公,乃留以赠纨袴,此造物所必争也。”此与前引《毛狐》之“异史氏曰”小有龃龉,恰可印证作者自恋心理的牢不可破。卷二《连琐》:“君子固风雅士,妾乃多所畏避。”卷六《张鸿渐》:“幸是风雅士,不妨相留。”卷八《香玉》:“君汹汹似强寇,令人恐怖;不知君乃骚雅士,无妨相见。”《聊斋》中的书生受到女主人公的青睐,就是作者愿望的达成,大有风流自赏的成分在内。其他如卷三《姊妹易嫁》,卷四《莲花公主》、《封三娘》、《细侯》,卷八《织成》等篇,都有女性对于包括自身在内的属于士林阶层的读书人无限仰慕的蕴涵,这与千载之上战国楚屈原“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九歌·少司命》)的心态是一致的。
文人自恋的情结而外,在男女恋情的渲染中辅以儒家“慎独”精神的某种自律,也体现出《聊斋》的士林文化品格。卷一《聂小倩》中书生宁采臣有言:“卿防物议,我畏人言;略一失足,廉耻道丧。”卷三《青梅》中张生之语:“昏夜之行,自好者不为。”卷二《红玉》中的女主人公竟也以儒家礼教为戒:“妾与君无媒妁之言,父母之命,逾墙钻隙,何能白首?”卷三《辛十四娘》“异史氏曰”:“轻薄之态,施之君子则丧吾德;施之小人则丧吾身。”卷四《小谢》“异史氏曰”:“绝世佳人,求一而难之,何遽得两哉!事千古而一见,唯不私奔女者能遘之也。”这些出自作者之口的议论也许更能凸显蒲松龄对于儒家礼教的认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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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所反映出的性心理无疑是以男子为中心的,卷二《莲香》、卷四《小谢》、卷六《嫦娥》、卷八《香玉》等篇中的男主人公无一例外全是一位书生,女方则或一鬼一狐,或两女鬼,或一仙一狐,或二花妖,皆共恋一位才子,演出无尽缠绵的一段情事。卷四《西湖主》幻想男子有一身两享仙凡之奉的荣华,卷八《房文淑》更属美女眷恋书生的自我陶醉。《聊斋》中的瑰丽想象虽不符合生活的逻辑,却又时时受到作者头脑中儒家仁善思想的制约,才不致令情节演成心猿意马式的荒诞。此外,作者笔下常换位于女子眼中设置自身形象,于是就有了令男女地位暂时获得平等的利他性倾向,这无疑又使《聊斋》中的许多恋情篇章获得了超越时代的隽永魅力。蒲松龄三十二岁写有《为友人写梦八十韵》五排一首,绮语纷纭,王士禛有评云:“缠绵艳丽,如登临春、结绮,非复人间闺闼。”(赵蔚芝《聊斋诗集笺注》,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探讨《聊斋》的恋情篇章,亦当作如是观。
《聊斋》写男女恋情大多隔膜于社会,与婚姻实际也有相当距离,这是其文化品格有别于“三言”、“二拍”的一大特征。“三言”、“二拍”固然也有士林文化因素,但主要以市井文化品格为主,因而在男女之情的表现上多暴露出情与理的冲突,与时代脉搏相应;《聊斋》则以士林文化品格为主,其对男女之情的表现偏重于类似“意淫”的精神层面,并与其强烈的自恋心理相融合,为自我写心,有超越社会和历史的特殊美感。若与明末清初盛行一时的才子佳人小说比较,体裁相异姑且不论,两者的文化品格也迥然不同。才子佳人小说也多属青云无路的封建下层文人白日梦式幻想的结晶,但其结撰显然有受到书贾与市井细民好恶的商业性制约,从而染上浓重的市井文化色彩,功名遂心后又享洞房花烛之乐的几乎千篇一律的结局,不无媚俗的虚假感。蒲松龄常年生活于乡村,并坐馆于乡绅之家,与市井中的落魄文人有别;他更不像写出染有浓重个性解放色彩的《牡丹亭》的前辈作家汤显祖那样,与泰州学派传人有一定师承关系。蒲松龄以《聊斋》抒发“孤愤”,有相当浓烈的自娱成分,并于自娱中寻求某种精神的寄托,这就更与士林文化品格相一致了。王茂福先生《〈聊斋志异〉两性关系评判标准探赜》(载《蒲松龄研究》2001年第4期)认为:“与《牡丹亭》对礼教自觉而明确的批评相比,《聊斋》中‘情’的标准明显表现出一种游离、超脱于礼教的倾向。”又说:“尽管《聊斋》写情的作品多出于作者性压抑的幻想,有不少如《双灯》之类不够厚重甚而轻佻的艳遇描写,并且具有极明显的男子中心主义倾向,但它们毕竟变‘二姓之好’为‘二性之好’,也同样是古代作家对现实社会制度、礼俗束缚男女爱情的现状不满意、不满足的反映,同样代表着人类以感情来联系两性的美好理想与愿望,因而应予充分肯定。”所论甚是。
士林文化与儒家思想密不可分,固然属于历史的范畴,但由于它有强调精神与理想的一面,从而不无对诗意人生的心理祈向。《聊斋志异》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获得了其超越时代的感人魅力!
四
清刘堮《聊斋志异用高南阜韵》诗有云:“古人著书当建树,个里金针未易悟。几人读书能眼明,解道聊斋用情处。”清冯镇峦《读聊斋杂说》亦云:“是书遍天下无人不爱好之,然领会各有深浅……作者难,评者亦不易。”从读者阅读接受的角度来看《聊斋志异》,古人有所谓“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清王夫之《薑斋诗话·诗绎》)之论。读者无数,自难一一统计其所“得”,但仍大致可先用社会接受与个体接受区以别之。
社会接受多体现于研究性质的成果,它并非个体接受简单的综合或概括,而是社会有选择性地对形成文本的诸多个体接受的认同,它受制于社会环境,并与社会发展阶段与时代风尚密切相关。以近现代而论,出版社与期刊编辑对之有关键的决定作用,一经公诸世,就反过来对个体接受有了导向意义。阅读《聊斋》,清人与现代人之社会接受自然不会相同,即使在现代社会,社会接受也会随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出现差异。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中国大陆地区一般多以揭露封建社会黑暗、歌颂理想爱情与批判科举弊端阐释《聊斋》,其中阶级分析内容占有主导地位,这在当时的诸多文学史与教科书中皆有反映,此不赘言。伴随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繁荣以及思想的解放,《聊斋》的社会接受也趋于多元化,发展至今,学界已经不再局限纠缠于对上述三大主题的诠释,而有了全新的视角与内容。黄晶女士《“异史氏”的“心灵史”——论〈聊斋志异〉中的压抑与幻想》(载《蒲松龄研究》2004年第1期)有云:“相对于纯真爱情,在《聊斋》中展现得更多的是现实生活的压抑、各种欲望的纠缠、与欲望合而为一的‘野心’,以及男性作为压迫者和统治者的权力。因此,以《聊斋》为插入点来探讨蒲松龄乃至传统文人心态是很有价值也是有待深入的问题。本文并非要否定《聊斋》,也不是要苛求蒲松龄具有超越时代社会的‘进步思想’,只是认为到了今天,应当对它的价值进行重新定位:其价值正在于反映了传统社会下层知识分子‘心灵的真实’。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部‘心灵史’来读,也许会读出许多不同的意味来。”这一“八〇后”青年对于《聊斋》的探讨,代表了新一代学人的社会接受视角,不无新见,足以证明后生可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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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的写作浸透了作者一生心血,纯熟化用古代典籍中词语为己用,犹如盐著水中,浑然一体;同时善于将里巷俗语巧妙融于典雅的文言书写中,真同传神写照,尽在阿堵中。这是令《聊斋》一书在古代文言小说中几乎是空前绝后的艺术基础。清冯镇峦《读〈聊斋〉杂说》探讨蒲松龄之艺术匠心最为敏锐中肯,细致入微,无远弗届。如谓:“《聊斋》之妙,同于化工赋物,人各面目,每篇各具局面,排场不一,意境翻新,令读者每至一篇,另长一番精神。如洞天福地,别开世界;如太池未央,万户千门;如武陵桃源,自辟村落。不似他手,黄茅白苇,令人一览而尽。”堪称知言。就小说的语言艺术、叙事技巧、形象塑造、意境呈现而论,一部《聊斋》真有“说不尽”的趣味。在这里一概而论,何如令读者在阅读每篇之后自行体味,也许如此才能令这部短篇小说集的艺术魅力深入人心。
五
《聊斋志异》版本众多,其中最具研究价值者首推蒲松龄亲自修订过的半部手稿本,存小说二百三十七篇,重新面世于20世纪40年代。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张友鹤先生辑校之《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学界简称“三会本”。是书之会校,主要以《聊斋》半部手稿本以及乾隆间的铸雪斋抄本为底本,而校以乾隆三十一年(1766)之青柯亭刻本以及段《遗稿》本等。是书之会注,则采用清吕湛恩与何垠两家注文。是书之会评,辑录清王士禛、冯镇峦、但明伦、何守奇、王金范、段、胡泉、冯喜赓、刘瀛珍、无名氏甲评、无名氏乙评等十一家评语。三会本的分卷完全以铸雪斋抄本为据,厘为十二卷,收小说四百九十一篇,排序与稿本次第有参差。三会本1978年经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出新一版,章培恒先生为之作新序,在肯定其贡献的基础上,也指出不足:“由于辑校者误认为铸雪斋抄本的分卷编次皆与稿本相同,反而把两本在这方面的矛盾掩盖起来了。这是会校工作中最重要的不足之处。”此后,随着《聊斋志异》康熙抄本、二十四卷抄本、《异史》本的陆续被发现,随着学界对蒲松龄及其《聊斋志异》研究的不断深入,三会本的缺憾也日益显露。任笃行先生辑校《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于是应运而生,2000年由齐鲁书社出版发行,或称之“全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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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故事情节,有话则长,无料则短,顺其自然,不拘一格。或明其本事,略作比勘;或连类而及,阐幽发微;或辨析人事,以史为证;或夷考风俗,稍加引申;或发明本义,总结技巧;或探究事理,科学商榷;或摭拾众说,钩沉索隐;或就事论事,瞻前顾后。总之,本书无论注释与简评,本意以能对读者有所帮助或启发为目的,限于注评者水平,至于能否如愿以偿,就只能期待广大读者的批评教正了。
《聊斋图说》,清末约光绪年间在上海绘制,工笔重彩,精美绚丽,作者不详。或谓此作乃进献慈禧太后六十寿辰的礼品,遂流传至北京。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华,《聊斋图说》为沙俄军队劫掠而去。1958年4月间,苏联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将《聊斋图说》移交归还中国,今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原本四十八册,今缺第一、二册,存四十六册,共为四百二十篇小说绘图七百二十五幅。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吕章申主编《国博经典·聊斋图说》,选其中七十五幅图原大仿真,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令世人得窥其一斑。今选数图,作为书影置于卷首,以与读者同赏佳绘。
赵伯陶
2013年10月24日
《诗》曰:“我躬不阅,遑恤我后。”聊斋之恨,良有以夫!苍苍者天,难呵灵均之壁;荡荡者地,孰回季梁之辙?是故觅亡羊必巡歧途,干县令须饰小说。一往遂深,不知情为何物;三复难尽,始信文可移人。驴背夕阳,李郎之锦囊安在;青林晓月,蒲翁之孤愤难投。稗史有灵,幸逢孙阳之顾;文章无价,徒抱卞刖之悲。闻晓钟于般阳,盍驰声赵胜囊外?幻山市于淄邑,总潜影唐宗彀中。所本者:荐堇思报,感蓼废吟;所喜者:荆树有花,书田无税;所怒者:威福擅作,簠簋不修;所冀者:琴语瑟声,暮云春树;所羡者:神游楚岸,梦绕巫山;所忿者:错勘贤愚,不辨好恶。柳丝拂岸,无奈心伤;秋水泛波,缘何肠断?是人言愁我始欲愁矣,所幸孔颜乐处即老庄世外。射雀无屏,犹能融情窈冥;游仙有径,安可止步虚白。神出鬼没,写旖旎于忱中;阳开阴阖,追风流于化外。娇波流慧,想芳姿于无形;弱态含羞,托微波于有意。左太冲笔札堆藩溷,容与身心;张壮武史籍载车箱,跼促天地。郑蛇齐怪,驹驹驰骤毫端;鲁鬼秦妖,叱叱喧嗔楮上。春鸠秋雁,拙劳何止飞禽;夏雪冬雷,怪异非纯天象。佳人饰面,匀“胭脂”未免痴情;灵物学舌,售“鸲鹆”何多胜义?文缘气主,“葛巾”之吹气如兰;笔以兴生,“连琐”之吟兴方恰。花其解语,振藻扬葩;石可通神,含商咀徵。揽之已逝,无奈小小藏墓中;呼之欲出,原来真真在画里。鬼大鬼小,魂有新故之逢;花荣花枯,物本盛衰之掎。绘声绘色,富其语词;吊影吊形,密其针缕。将无作有,蚁聚为槐;以假乱真,蜃嘘成市。乃笔下虽有鬼,而心中实无鬼也。盖因世上之荆棘弥望,常使胸中之芒角森然。铸鼎之思,象穷鬼魅;燃犀之照,形鉴龙鱼。磥砢见才,兔起鹄落直遂;嵯峨呈慧,鹏游蝶梦逶迤。郇公之厨,接鼻亦可饫口;季伦之室,触目皆能见奇。因骥足未展,故江笔俊发。为问人间何世,无奈辽鹤已非。盖奕世不乏庸官俗吏,所鲜者慧业才人耳,聊斋者,其是之谓乎!
食肉缘何非管城子,绝交未必有孔方兄。愚生本多艰,剥复之交有道;运偏少济,亨屯之会无常。有缘掇芹,幸免穷神之蹀躞;无心作郡,何来路鬼之揶揄?书城徜徉,自忘倦于移晷;学海浮泛,常兴舞于鸣鸡。尼父沂水咏归,无以过也;楚人京台流遁,不亦乐乎?若夫李代桃僵,干卿何事;无奈兰因絮果,令我伤怀。周君绚隆以愚选注明代文、渔洋诗差强人意,故允俞评注《聊斋》之请,则诗、文、说部之铨,愚皆尽绵薄矣。虽才单力弱,绠短汲深,而能接语前贤,错磨俗肌,又何其幸哉!蒲学巨擘袁世硕先生,愚固私淑有年,以冥顽不灵,未能厕身绛帐,终为憾事。今承不弃,慷慨赐序,且也数仰驰函,屡蒙诲教,嘉惠良多,受益匪浅,则无异华衮之宠焉。葛君云波,编审拙作,计此已郢斧三挥,责编李俊兄亦多所匡正。是皆当所铭心矣。注评古人,扬子必曰略近“小技”;藻饰小说,庄周尝谓亦远“大达”。使夫子闻之,必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是为记。
癸巳重阳赵伯陶记于京北天通楼
j***0 2023-09-20 11:48:54
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