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香成，资深新闻传媒专家，著名新闻摄影记者。他是自1978年以来首位在北京任职的《时代》杂志首席摄影记者、美联社首席摄影记者。1997-2006年，出任时代华纳常驻中国代表以及新闻集团中国区常务副总裁。2008年担任北京奥组委顾问。2015年创办上海摄影艺术中心。他用镜头记录时代，以画面定格世界，曾获以“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为代表的一系列奖项。《新闻周刊》将他评价为“中国的亨利·卡蒂埃一布列松”。
　　刘香成有多部与中国有关的摄影出版物，包括《中国，一个国家的肖像》《壹玖壹壹：从鸦片战争到军阀混战的百年影像史》《上海：一座世界城市的肖像》等。他拍摄的中国摄影作品捕捉了一个变化的时代，在结合本土情感与独立观点方面是独树一帜的。

　　如果我们想了解20世纪中国的形象，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关于中国的想象是如何在海外被建构起来的，那么有四个摄影师的记录无法绕过：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1938年中国之行期间所记录的抗日战争；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镜头下1948-1949年间国共两党政权的更迭；马克·吕布（Marc Riboud）的数次中国之旅所见证的毛泽东时代；刘香成镜头下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在20世纪下半叶中国开放之前，在数字影像和社交媒体彻底改变图像生成机制之前，这四人的摄影是在国际情境中最广为传播的图像（后来它们又成为无数中国艺术家创作借鉴的来源）。四人之中，其他三人都是玛格南图片通讯社（Magnum Photos）的欧洲成员，而刘香成则先后为美国《时代》周刊（Time）和美联社（The Associated Press）服务16年。其他三人都是外国人，而刘香成虽然总被标签为美籍华人，但因为父亲是左派报人的缘故，他出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香港，在福州度过童年后，又返回香港至16岁，随后再去美国受教育。1978年，不到30岁的他被《时代》周刊派驻北京，并协助建立了北京办公室。因此，刘香成的人生阅历不仅跨越中美两个国家，更重要的是他对两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亦有着亲身体验——这种特殊的体验造就了刘香成摄影与其他人不同的特质。也正因此，当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他凭着惊人的直觉预感到中国的历史巨变即将到来，而他有责任身处中国记录这个时刻。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曾经在《论摄影》（On Photography）中，不无尖刻地说“摄影一直对上层社会和底层社会着迷不已”。自有摄影术以来，中国就是满足西方中产阶级猎奇心理的对象。1949年之后的中国因意识形态原因与西方社会呈隔绝状态，但政治上的隔绝不仅没有消除猎奇心态，反而促使文化和景观的猎奇演变为政治与意识形态的猎奇。毛泽东时代被允许进入中国的外国人，多半因其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的亲近感，虽然不再充斥着早期传教士照片那样基于人类学视角的窥察，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他们的摄影中觉察到来自中国文化之外的关注，它是亲热而温情的，却又的确是残存着少许猎奇感的“他者的眼光”，然而刘香成的摄影与这些作品完全不同。
　　在他以往出版的摄影集中我们可以看到，刘香成的摄影主题不再如其他外国摄影师一样，关注着群众运动与大幅宣传画，或者如中国官方摄影师那样刻意美化领袖及工厂、农田中挥汗如雨的劳动者。刘香成的镜头指向的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变化。他关注真实日常中的普通人，而这些普通人的生活正在悄无声息地发生改变。特殊的文化背景使刘香成能够疏离充满时代标志的景致，相比其他摄影者，他的长处在于对中国人肢体语言和日常场景这些细微之处的敏感：公园里一对情侣正襟危坐，但他们的双脚却扣在一起；妇女们在新发廊里烫头发——这一切都暗示一个时代正在成为过去。多年浸润于正统美国图片新闻训练的刘香成在拍摄中国时，其视点却不再是“他者”，而是浸入到被拍摄对象之中。他的镜头和拍摄对象是平等关系，既不猎奇也不美化，一切都显得自然而平静。这既与他的身份有关，也与他的经验有关。在东方与西方双重文化经验交织影响下，刘香成既是一个“融入者”，又是一个“中间人”，因此他有能力发现和抓取特定时期的中国人与他们日常生活中难以察觉却又非常“酷”的一面——从会见美国企业家时注意力偏离镜头的政治领袖，到握着可乐瓶子开怀大笑的普通人——他们保有最珍贵的人性魅力，对此种魅力的观照赋予刘香成摄影良好的幽默感和趣味性，正是基于此，他的摄影能够消解猎奇的滤镜，从而帮助世界逐步理解更真实的中国，也让中国人更加理解自身。
　　在观念上，这种平等恰恰隶属于他在美国学习和工作所建构的知识谱系。刘香成曾经在由亨利·卢斯（Henry Luce）创办的《时代》周刊工作多年，作为在中国出生的传教士后裔，亨利·卢斯先后创办的《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几乎奠定了20世纪图片新闻报道的主流。基督教信仰奠定了亨利·卢斯对于平等的追求，不同于苏珊·桑塔格所说的那种对于上层和底层的特殊兴趣，他强调的是平等看世界的眼光。亨利·卢斯在描述《生活》的目标时这样说：“看生活，看世界，目击大事的发生，撞上贫穷的脸颊，感受自豪的手势与陌生的一切——机器、军队、人群、投在丛林中与月亮上的阴影；看人们的工作……看千里以外的万物，隐藏于墙后与屋内的一切；看危险袭来，男欢女爱与膝下婴儿缠绕……（我）看见了，所以我心生愉悦、困惑或茅塞顿开……”多年之后，刘香成总是会在不同场合谈到这段文字对于他的启发；当我们将这段文字与刘香成的照片对照起来观看的时候，我们会相信这种关联是完全成立而绝非信口开河的。
　　在1936年《生活》杂志创办之前，或许与传统照相机的脆弱和庞大体积有关，媒体的照片通常都是摆拍的。随着便携式照相机的面世，摄影者们可以迅速捕捉瞬间的影像。正是这种新型相机给了卢斯创办图片杂志的新理念，也催生了新闻摄影和纪实摄影，以及玛格南这样的图片机构。某种程度上，是卢斯的《生活》杂志将玛格南风格在美国和全世界推广开来。但是在手法上，刘香成却和前面提到玛格南的摄影师们有着明显的区别。他首先是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新闻摄影师，他有着非常强烈的新闻敏感度。无论人民大会堂里的会议，还是发生在北京街头的前卫艺术展览，刘香成总是能捕捉到这些事件的新闻点。但对于新闻摄影而言，所谓的“关键瞬间”往往依附于经验，无论是戈尔巴乔夫发表完辞职演说后将讲稿扔到桌上的一瞬间，还是尼克松在从杭州开往上海的火车上手搭毛巾、拎着青岛啤酒送给随行的记者，他都精确地抓住了那个关键的瞬间。刘香成提过，当时《纽约时报》的头条上每天只安排一张国际新闻的图片，正是如此激烈的竞争造就了刘香成的一种能力，就是要让一张图片除了成为关键时刻的见证之外，还有足够多的细节可供阅读，这种能力赋予刘香成摄影新闻和纪实两方面的魅力。从性质上说，这是典型的纪实摄影的方式。刘香成花了更多时间进入到中国的现场，将自己当作拍摄对象的一分子，从而记录改革开放以来各个社会阶层的生存状况，消除了单纯新闻报道可能具有的偏见。在纪实摄影层面，玛格南摄影师们常常通过编制摄影画册、图片散文，勾勒出故事线，而很多时候图片是在故事线上彼此依存的。但是在刘香成这里，如果我们仔细打量这些照片，就会发现每张照片的细节，或者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所说的“刺点”，都是如此丰富并自成体系。由于刘香成的跨国文化经验，他们几乎作用于所有不同文化背景的阅读者。他的摄影直截了当，即便持续关注某个主题，故事线却并不明显，同时每张照片都有着脱离故事线而独立存在的品质，也因此，他的照片总是具有发散的记忆特质和非线性的叙事魅力。
　　正是因为这种独特魅力，我们似乎很难机械区分刘香成大部分的摄影到底属于新闻摄影还是纪实摄影，它们往往兼有新闻摄影的直接见证，又有纪实摄影的丰富信息。这种个人化的风格又和刘香成平等而细致入微的拍摄观念相得益彰。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刘香成关于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四十余年的记录。当我看到，从1981年大连理工学院毛泽东像前滑旱冰的人，到2021年演员杨彩钰在上海北外滩兜风时身后略过的风景是东方明珠的时候，仿佛感到这些被拍摄的对象从未因镜头的封存而停滞，相反，这些对象及其背后的事件、人物、生活、历史、现实一直是生机勃勃的。或者说，无论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普通人，还是市场经济时代的新贵和精英，在刘香成的镜头下，他们从来不是历史的消极的承受者，而是积极的行动者。刘香成的摄影几乎成为机械图像在21世纪数码技术和网络自媒体泛滥时代最后的挽歌。他摄影的主体和客体具有永恒的尊严，它们或许不能告诉我们最绝对真实的历史和现实，但是它们却成为我们记忆的地标，激发我们的好奇，并指引着通往过去和当下的方向。

序
前言
面孔
姿态
时机
刺点
人群
风土
图录
关于作者
跋
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