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音乐经历了史无前例的重大变革。1908年12月21日,随着勋伯格《第二弦乐四重奏》的终乐章在维也纳第一次响起,随着已经摇摇欲坠的调性体系在此时此刻终于完全解体,古典主义的优雅与凝练和浪漫主义的缠绵与浓烈彻底变成了历史的回响,变成了再也无法归返的永恒过往。虽然这一时期的音乐作品在我们听来往往显得生僻而艰涩,但音乐历史的这个关键阶段绝不是阿多诺文中很多人所称的“生僻问题”(esoterische Fragen),而是直接体现了人类精神在发展历程中的根本性转折。我们熟悉并喜爱的贝多芬与勃拉姆斯变成了所谓“古典”音乐,而二十世纪至今的“艺术音乐”(Kunstmusik),我们反倒极度陌生,甚至感觉自己被反复地拒斥于门外。多种理念之间的冲突、混杂与融合在这一阶段的音乐中被推向了顶点。在调性体系解体之后,音乐前进的方向究竟在哪里,似乎每一个作曲家都给出过自己独有的答案。勋伯格与斯特拉文斯基等作曲家在一个世纪之前所写下的作品,尽管每一部都是如此地不同,但在今天对于我们仿佛仍然也只是“新音乐”(die neue Musik)。应当如何接受这些作品,如何理解音乐的这次剧变,如何面对貌似混乱的诸多流派?阿多诺在《新音乐的哲学》中给出的答案最为有力,也有着最为强大且持续的影响力。可以说,直至今日,对于知识界在智识中为二十世纪上半叶音乐的发展史构建出的图景,以及二十世纪上半叶音乐的接受史来说,起到决定性影响的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政治格局,还有德奥思想家们在二十世纪中期所写下的一系列美学论著,而阿多诺的这部《新音乐的哲学》无疑是其中最重要、最具奠基性的一部。
阿多诺认为,西方音乐发展到十九世纪末,调性体系的解体是其最为主要的趋势,这一趋势在音乐、思想、历史与文化等诸多层面上都具有必然性。这要求的是对音乐主体的不懈坚持,而实现了这种必然性的作品也是精神(der Geist)在工业文化的压榨下发出的痛苦但却真实的声音。勋伯格与以他为首的第二维也纳乐派尽管不断地面对着内在与外在的诸多困难与矛盾,却依然毫不妥协地坚持遵循这个必然的趋势——阿多诺将其称为“连贯性”(Konsequenz)——所以,他们的音乐被阿多诺置于发展的一极,也就是“进步”(der Fortschritt)。占据另外一极——即“倒退”(die Restauration) ——的是斯特拉文斯基。阿多诺认为,斯特拉文斯基早期的芭蕾音乐如《彼特鲁什卡》与《火鸟》和后来的新古典主义作品,都以各自的方式力图倒退回精神在现代性出现之前的状态,这样一来,主体也就在这些作品中遭到了消解,因为复古意味着忽视历史为主体所带来的苦痛,忽视主体在此时此刻的感受。所以对于阿多诺来说,倒退的音乐是与外部社会的统治性力量站在一起的,是逆必然趋势而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