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出版的本书,当时曾在财政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并一直延续至今。这次商务印书馆将其列入“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再版,就是对本书学术价值与影响的肯定。在本书即将再版之际重新审视全书,感触还是颇多的。
本书出版于我国财政改革的关键时刻,此时已走过20年改革历程,计划经济体制构架已全面打破,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初步构建。具体到财政领域,是国家财政制度构架的全面打破和公共财政制度的初步构建,但“公共财政”还是一个崭新与陌生的事物,尤其是还缺乏理论上的把握与认识,建立公共财政还遭到强烈质疑与反对。为此,如何立足于我国国情形成自己的公共财政理论,是当时财政学界最为迫切的核心任务。本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本人认为,本书的主要学术贡献有:
首先,填补了我国公共财政理论的空白。
在此之前,系统的计划经济性质的财政理论有之,完善的市场经济性质的财政理论有之,唯独缺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财政理论,本书系统阐述与论证了体制过渡期的公共财政问题,就填补了我国财政理论的这一空白。
众所周知,西方的财政理论就是公共财政理论,但那是建立于完善的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公共财政理论,而此时存在于我国的只是初步搭建的公共财政制度框架,还具有很强的计划经济和国家财政的实质与内容,人们的思维与行为还有着很强的旧体制定式与惯性。为此,照搬照抄西方的公共财政论,是难以解答和解决我国财政改革根本问题的。如何针对体制过渡状态形成我国特色的公共财政论,去解答计划经济基点上构建公共财政这一前无古人的问题,是一个崭新的任务和挑战,是极为艰难的探索,更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这就是本书撰写时的背景、动机与心态。
其次,改革实践的理论总结与升华。
本书从四个基本特征入手,系统阐述论证了我国公共财政的基本问题:
(1)它跳出了西方公共财政论仅从市场失效入手的理论窠臼。本书对于四大基本特征的分析,除“弥补市场失效”之外,“一视同仁”“非赢利性”和“法治化”等都不是西方公共财政论的核心内容,本书将后三者提升到与“弥补市场失效”同等的理论地位,由此共同构成的系统分析,就很好地对我公共财政问题作了理论分析与论证。
(2)它对我国财政改革基本问题作了应有的理论答复。此时尽管公共财政改革目标已经明确,但已进行的改革是否正确,现存的种种问题如何看待,进一步的改革应当如何推进,等等,都没有现成的目标和模式可供参照,都亟需理论上的说明与指导。当时财政改革问题集中表现在:一方面财政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财政已大幅度大范围“退出生产领域”,税收已很大程度上统一了税制,财政大体上只局限于“非生产性投资”以及财税预算法制建设有了很大进展等,这些是公共财政四个基本特征,即“弥补市场失效”“一视同仁服务”“非赢利性财政”和“法治化的财政”等正在形成的表现与反映;另一方面,财政直接介入和干预市场、区别对待不同的经济成分、直接从事赢利性活动和人治财政等现象仍大量存在。这些都是计划经济赋予国家财政的基本特征和典型表现,此时仍深层次地顽固存在着。它们充分表明,此时我国尚未根本摆脱国家财政本性,公共财政尚未实质性形成,因而本书关于四个基本特征的概括与总结,就从理论上对已有财政改革给出基础性的答案,既肯定了财政改革的公共取向,又为进一步公共化改革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和依据。
第三,市场经济视角的我国财政问题分析。
我国改革是市场化改革,立足于市场经济基点来分析,似乎是理所当然的,本来不值一提,其实不然。
市场型财政理论早已存在于西方,这就是公共财政理论,因此,本书的分析和论证充分借鉴了西方公共财政论,但如果仅停留于此是远远不够的,根本原因在于西方的基础是完善的市场经济,而我国则处于体制的过渡阶段。它在财政领域的表现则是,传统的计划型财政理论仍居主流地位,人们的思维和行为还处于其根本约束下,此时各种财政活动不管是还是不是,都被冠以“公共财政”之名。此时如果仅就公共财政论公共财政,往往产生偷换概念的问题。因此,我国公共财政问题的分析只能直接从市场经济基点出发,才能厘清纷繁复杂的财政改革现象,进而作出理论总结与提升。唯其如此,始终立足于市场经济,不断通过与计划经济及其财政的比较分析,就成为本书最为鲜明的特色之一。
第四,财政“公共性”的创新性分析。
这是本书试图解答的核心问题,也是论证我国公共财政的关键性难题和最大障碍。财政是国家的分配活动,而国家作为社会中心组织,使得它的活动从广义看似乎都具有公共性。这样,“公共”就不是市场经济下财政的特殊性,而是自然经济财政和计划经济财政都具有的基本性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