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碑刻是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更是中国书法艺术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石刻文字,它展现了大唐帝国一定的辉煌历史;作为艺术,它又标志着中国中古时期书法发展的完备与成熟。
碑刻一般指石刻文字,即以石质材料为载体的文献记录与书法表现形式,主要包含碑、墓志铭、摩崖石刻等三大宗,以及经幢、塔铭、造像题记等。在诸多形式的碑刻中,以碑最为独立,最为成熟。说其独立,是谓其基本形式为一棱柱体,竖于天地之间,不似摩崖附着于自然山体,不似墓志埋藏于幽冥之界,亦不似经幢、塔铭从属于宗教物体。说其成熟,是谓其碑座、碑身、碑首组合成一体,纹样、浮雕、图像装饰为一体,在封建时代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纪念景观和艺术景观。而这种景观发展的成熟阶段正是在唐代,从作者身份到碑刻内容,从样式装饰到文字书法,都呈现出多样性特点,在多样性的背后,正展现出其发展的成熟性。
首先,是书碑阶层的广泛性。汉魏时代的碑刻,基本都是无名之作或是名不见经传的书吏所作。至南北朝时期,开始出现品秩较高的官员书碑以及帝王御制碑文的情况,但也只是萌芽阶段,绝大多数原碑并未留存下来。进入唐代之后,帝王将相、达官显贵广泛参与到碑刻的撰写、书丹中去,并于碑石之上正式题名,表明碑刻这种纪念物在高层统治者们心中被认同,由此直接推动了一批批书法名家的产生。唐太宗、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代宗、顺宗等皇帝均有御书碑迹留存至今,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家作品更不必赘述。唐碑的书写阶层广泛,甚至出现了女性参与书碑的现象,唐朝也成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视书法的朝代。
其次,是碑刻内容的丰富性。唐碑按照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墓碑,为纪念先贤或者亲属。二是宗教性碑刻,包括寺观庙宇营建的纪事碑、高僧或者神仙的纪念碑以及与供养有关的造像碑。三是政治性碑刻,包括记录帝王功业的纪功碑、记录官员功绩的德政碑、与儒家教育有关的经文碑以及与少数民族军事、外交有关的碑刻。特别是德政碑与少数民族碑刻,在唐代独树一帜,这与唐朝特殊的国情有极大关系。可以说唐碑的留存,是珍贵的唐代历史化石,作为石质文献史料,穿越千年,成为我们今天了解那个时代的渠道和窗口。
再次,是碑刻风格的多样性。初唐时期,螭首碑已经发展成熟,六螭下垂成为唐碑碑首的经典样式,后来又出现了更为华美的殿堂式云台式顶(如《述圣纪碑》《石台孝经碑》的碑首),彰显出纪念碑的隆重感。唐碑碑座常见的形式有龟趺和方趺两种,碑体装饰也从起初的线刻纹样发展到后来的浮雕图像。碑身虽然形状固定,但也从常见的阴阳两面刻发展到四面环刻。此外,碑的高度也在不断增高,汉魏碑刻的高度一般在两三米左右,南北朝时期碑刻高者,如南朝梁武帝普通三年(522)的《始兴忠武王碑》,通高达到5.6米。初唐时期碑的高度又有了明显突破,唐高宗时的《孝敬皇帝睿德纪碑》和《李勋碑》分别达到7.23米和7.5米;武则天为其父武士彟和其母杨氏所立的《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帝碑》和《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后碑》,其高度均超过了10米。晚唐时期河北大名的《何进滔德政碑》,高度达到了12米。一次次高度刷新的背后,是唐代统治阶层对纪念碑的重视:锲于贞石,立于天地,通于神明,垂于后世。
最后,是书法字体的全面性。唐碑之中古文、小篆、隶书、楷书、行草、飞白等各种字体俱全,这反映出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唐人对碑刻艺术性的重视,如果说汉魏碑刻选取篆书、隶书、楷书等正体文字作为庄重严肃的表达,那么唐人把行草、草书、飞白引入到碑刻当中,既是时代风气的推动和观念认知的变化,也是艺术审美的提升。二是唐碑对于字形的规范,清代学者包世臣总结:魏碑出之自在,唐碑出之矜持。唐代书法中碑版形式的存在,客观上规范甚至规定了汉字的书写原则,成就了法度森严的庙堂气象,也完成了字体形态的演变发展。三是唐人打通了各种字体的笔法,这也是书法艺术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如被誉为唐代奇书的《碧落碑》,就是用铁线篆的笔法书写先秦古文;唐玄宗时复兴隶书,却是用楷书笔法书写隶书,造就出一批传世名作。
本书以武周圣历二年(699)所立《升仙太子碑》为研究对象。之所以选择此碑,原因在于它有这样几点特殊性:
1.这是中国正史中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留下的唯一御书碑,是研究道教史和武则天晚年道教信仰的重要材料。
2.这是中国现存公元8世纪之前的单体碑刻中,高度排名第四位,同时也是祠庙类碑刻中排名第一位的石碑,是研究武则天时代穹碑巨制的重要材料。
3.此碑涉及武则天、薛稷、薛曜、钟绍京等多位书法家,以及飞白、行草、楷书、武周新字等多种书体、字体,是研究唐代书法史的重要材料。
4.此碑先后被反复凿刻多次,涉及李弘、李旦、张昌宗等历史人物,以及封禅嵩山、石淙会饮、神龙政变、先天政变等历史事件,是研究初唐至武周宫廷政治史的重要材料。
本书共分为十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介绍《升仙太子碑》的作者——一代女皇武则天,对其家庭背景、性格经历、历史功绩等方面作概况介绍和评述。第一章介绍《升仙太子碑》的所在位置、碑文内容等基本情况。第二章对《升仙太子碑》的学术史做出评述,梳理文献著录,指出前人研究中已有的观点和存在的问题。第三章讨论竖立《升仙太子碑》的历史原因和过程,并把它置于汉魏至隋唐碑刻发展史的宏大背景中,说明其特殊性。第四章讨论升仙太子的历史原型王子晋,梳理王子晋从先秦至南北朝的历史形象生成过程,并对缑山地区王子晋信仰来源做出考证。第五章讨论升仙太子的现实原型,从历史、地理、文献、宗教文化等方面证明升仙太子的现实原型应该是武则天的长子孝敬皇帝李弘。而在《升仙太子碑》的竖立过程中,道教茅山宗人物司马承祯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第六章讨论《升仙太子碑》的文章,主要分析控鹤监文人的文学以及武则天的宗教信仰问题。第七章讨论《升仙太子碑》的书法,通过帝王书碑的传统,讨论《升仙太子碑》的书法风格,以及飞白碑额、武周新字、薛曜薛稷兄弟等问题。第八章讨论《升仙太子碑》的碑阴情况,针对前代学者争论不休的碑阴中央两列被凿文字和碑阴左上方被凿区域等问题,以及相王李旦刊碑的原因,提出个人见解。第九章介绍升仙太子的信仰发展和升仙太子庙的后世重修状况,以及《升仙太子碑》上的后世题记。
唐代名碑众多,以往人们主要把它们当作习字范本,研习其中的书法价值;或把它们当作石质文献史料,去佐证历史中的某个问题;或研究不同版本的拓片,进行真伪鉴定。而本书则是把古碑作为一个“物”去研究,既涉及碑本身的文字、书法、装饰,又涉及碑之外的历史背景、宗教信仰,还包括古碑在历史长河中的变迁。总之是以古碑自身为中心,兼顾书法史与文化史两大方面,希望为唐代碑刻研究探寻更多的方向,探索出新的写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