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莉?”我指着一个名字试探着问道,湿漉漉的鸡尾酒垫上全是我潦草的字迹。我的丈夫摇头表示反对。我咬着笔一边努力思考,一边拖着臃肿的孕肚试图在摇摇晃晃的吧凳上保持平衡。那是2010年的夏天,我和丈夫正在为我们即将出生的女儿起名字,她的预产期在12月。我们坐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一间酒吧里冥思苦想,要是谁想出了某个名字,就把它写在酒垫上给对方看,感觉像是在玩一个奇怪的游戏:给宝宝起名字!但我们似乎差了点运气。我们俩的名字都不太常见——我叫娜塔莉亚,他叫拉尔金—所以我们希望给女儿起个好名字,免得她以后背上某个一辈子都甩不掉的烂绰号。拉尔金在酒垫上写下“埃莉诺”的时候,我立即表示反对。埃莉诺听起来太老气了,我简直无法想象,我的女儿怎么能叫这样的名字。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肚子越来越大,这个名字也渐渐走进了我的心里。我们开始替她想中间名了。我提出了“弗朗西斯”,拉尔金七年前去世的妈妈就叫这个名字。
和每一位现代的准妈妈一样,我上网搜了搜女儿的名字。在搜索框里敲下“埃莉诺·弗朗西斯”以后,我惊讶地发现,历史上有一位名叫埃莉诺·弗朗西斯·赫林的女性,她出生于1932年11月12日。赫林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喷气推进实验室(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JPL)的一位科学家,她主持的项目旨在追踪地球附近的小行星。和我们在《世界末日》之类的电影里看到的那些科学家一样,赫林的任务是监测那些离我们的地球家园太近的小行星。在NASA服务期间,她发现了不少小行星和彗星——一共有800多颗。我的女儿能和这样的女性分享同一个名字,我感到非常荣幸。我还搜到了一张赫林的黑白照片,她捧着一面天文学奖牌,嘴角噙着一抹羞涩的微笑,金色的卷发蓬松地堆在肩头。这位女性到底为NASA工作了多长时间?我十分好奇。难道早在20世纪50年代,NASA就有女性科学家了吗?遗憾的是,我可能永远无法解开这个谜题,因为赫林正好在前一年(2009 年)过世了。2010年12月14日深夜,我们的女儿呱呱坠地,拉尔金和我给她起名叫作埃莉诺·弗朗西斯。从那以后,我时常想起那位和我女儿同名的女性,虽然我和她素昧平生。
对埃莉诺·弗朗西斯·赫林(朋友都叫她“格洛”)的痴迷引领我发现了另一群女性的故事,这些女孩曾为加州帕萨迪纳的喷气推进实验室工作,她们有个有趣的绰号:“人力计算机”。20世纪四五十年代,JPL征募了这群女孩来完成所有关键的计算工作。是她们将早期的导弹送上天空,推动装载着沉重炸弹的火箭飞越太平洋,帮助美国发射第一颗卫星,指引月球任务和行星际探索任务的方向,甚至直到今天,火星漫游车的导航系统也离不开她们奠定的基础。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找到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20世纪50年代的这群女孩在桌前辛勤地工作。老照片已经十分脆弱,而且就连NASA的档案管理员也弄不清大多数女孩的名字,更别说她们的下落。看来她们的故事已经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了。
很多人觉得,在NASA的早期历史上,女性只能承担无关紧要的文秘工作,但这群女孩却推翻了人们的固有印象。这些年轻的女工程师在我们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天我们拥有的技术也离不开她们的贡献。她们是NASA最早的一批计算机程序员。其中一位女孩迄今仍在NASA工作,她也是为美国航天项目服务时间最长的女性。她们的故事让我们得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去看待美国历史上的那些关键时刻。
从女儿埃莉诺·弗朗西斯出生的那个寒夜开始,我常常想到这群女孩—尤其是在情绪紧张的时候。作为一名微生物学家,我曾在南非偏远的研究站里捣鼓坏掉的吸乳器,也曾看着自己的孩子在实验室昏暗的大堂里奔跑,还曾小心翼翼地取出闪烁着迷人光辉的原始数据。在这样的时刻,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半个世纪前的那群女性,她们也曾面临同样的挣扎,迎来同样的荣耀。女性、母亲和科学家的多重身份有时颇为尴尬,有时又格外精彩,她们如何面对这些挑战?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办法:我得亲自问问她们。
后 记
我穿过安全门,进入访客停车场。草坪上的鹿悠闲地嚼着野草,毫不畏惧周围来往的行人。这一幕和芭芭拉的描述一模一样。但实验室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它看起来……有点小。几幢房子紧紧挤在一起,庭院里到处都是正在享受加州阳光的年轻人。这里感觉不像政府机构,倒像是大学校园。
不过,外表总是富有欺骗性,等我真正走进那几幢建筑,复杂的科学才开始显露真容。我和17位女伴一起目睹了漫游车在崎岖的场地里“捉迷藏”,工人们在一间干干净净的巨大车间里组装飞船。同伴告诉我,几十年来,这里几乎没怎么变过。和我同行的这群女性并不是第一次来到这间实验室,她们是JPL的第一批女计算员。我的同伴包括芭芭拉·鲍尔森、琼妮·乔丹、凯瑟琳·萨林、乔治娅·德沃尔尼琴科、维吉妮亚·安德森、珍妮特·戴维斯、海伦·凌(女儿伊芙陪在她身边)、西尔维娅·米勒、维多利亚·王、玛姬·布隆、卡洛琳·诺曼、莉迪亚·沈、琳达·李、玛丽·克劳利、南希·基和苏·芬利。为了赶来参加这次聚会,她们中有几个人甚至不辞辛劳穿越了整个国家。
刚刚见到这群女人,我立即发现,她们不仅是曾经的同事,也是亲密的朋友。她们指着11号楼连声抱怨,不少人还记得那间既没有暖气也没有空调的混凝土墙壁计算机室。然后她们又望向早已废弃的试验井,回忆当年那些震耳欲聋的小型发动机试验。我看着芭芭拉和海伦。这么多年来,她们俩交谈过成千上万次,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但这次却不一样。她们已经有很多年没见面了。
海伦住在附近的一所养老院里,孩子们常常来照顾她,尤其是伊芙。丈夫亚瑟退休的时间比她还早5年,从那以后他一直在照顾孙辈。他们的儿子帕特里克从小跟着海伦学习BASIC和FORTRAN,在母亲的激励下,他选择了计算机科学专业。伊芙特别擅长游泳,她在这条道路上奋勇前行,甚至进入了美国奥运游泳队预选赛。亚瑟去世后,海伦和伊芙相依为命,伊芙细心地照顾母亲,她特别喜欢给妈妈烘焙点心。
2003年,芭芭拉的丈夫哈利得了癌症。哈利生命垂危的时候,有一天,芭芭拉突然觉得头晕目眩,然后她狠狠地摔倒在地,完全爬不起来。以前她从没出现过这样的状况。最后芭芭拉终于设法爬了起来,但医生担心这可能是中风。当时他们的女儿凯伦和凯西住在爱荷华,听到消息,她们立即赶回家里照顾妈妈。结果芭芭拉没什么大事儿,但哈利的健康却每况愈下。女孩们陪着爸爸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一周,最后哈利溘然长逝。那个曾经用毯子裹着她们、给她们换尿布、深深爱着她们的父亲就这样去了。芭芭拉的莫名晕倒冥冥中仿佛送给了女儿一份礼物,是她给了她们最后一次陪伴父亲的机会。哈利去世后,芭芭拉搬到了爱荷华,那里离女儿更近一点。她的时间表被教堂、朋友和家人填得满满的,最近她还当上了曾祖母。
尽管大家都上了年纪,玛姬看起来还是像这个大家庭里的宝宝。回忆起在JPL工作的岁月,她的眼睛像20岁的少女一样闪闪发光。玛姬没有结婚,但她并不缺少家庭的温暖:平时她会照顾97岁的母亲,偶尔还会帮忙看护几个孩子。她还记得当年在实验室上班的时候,一个好保姆对她来说有多重要。
西尔维娅的退休生活丰富多彩。她和兰尼常常出去旅行。在她的退休宴会上,听到朋友们的溢美之词,西尔维娅说:“我都不知道我有这么厉害,简直能在水面上走路!”虽然西尔维娅非常谦虚,但她给JPL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我们的无人火星探索任务离不开她的工作。
苏也常常在外面奔波,不过这是出于工作需要。她主要负责DSN任务,所以经常去全球各地出差,包括澳大利亚、西班牙和格陵兰。去研究站出差意味着在他们的项目饱受媒体关注的时候,苏通常不在国内。“他们关注的焦点永远都是JPL的控制室,但真正干活的人不会出现在电视上。”她说。苏眼睁睁看着实验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并不是所有变化都是积极的。2008年,也就是苏进入实验室工作的第50年,JPL修改了政策,要求所有工程师都获得高级学历。苏一直没念完大学,所以他们取消了她的全职职位,把她调整成了小时工。不过等到管理层发现苏的加班时间多得惊人以后,他们立即破例把她的职位改了回去。苏是NASA目前在职时间最长的女员工。直到今天,她仍是JPL的软件测试员兼分系统工程师,苏热爱这份工作,她还珍藏着一份手绘轨道的坐标纸。没想到吧。
在JPL参观的时候,我们经过了一台探险者1号模型。芭芭拉和玛姬站在模型前面依依不舍地驻足欣赏。真正的探险者1号已于1970年3月31日坠入太平洋,那时候她们还在JPL工作。女人们的目光扫过这颗细长的卫星,记忆如潮水般涌来。有机会亲耳听到她们的诉说,我深感荣幸。
那个周末结束的时候,女人们在满月的照耀下道别。经历了数十年岁月的洗礼,她们的友谊仍历久弥新,在拥抱、亲吻和祝福中,我听到了一句特别伤感的话:“这大概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在这最后的告别中,她们的友谊比任何火箭发动机都更强大。
****d 2022-04-12 09: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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