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锦文（Robert Peckham）

香港大学人文与医学多学科中心（CHM）的主任和创始人，研究重点为传染病史和医学史。他曾在剑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St. Catharine’s College）和牛津大学圣彼得学院（St. Peter’s College）获得研究奖学金。2008—2011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访问学者，2017—2018年纽约大学访问学者。著有《现代亚洲的传染病》（Epidemics in Modern Asia），并是《剑桥现代亚洲健康史》（Cambridge History of Health in Modern Asia）

有关疾病、混乱和灾难的消息或谣言的传播都会引发殖民恐慌，《恐慌帝国》一书通过对相关恐慌传播图景的描绘，让我们得以及时而审慎地理解，传染病是如何加剧帝国的统治焦虑的，新技术在语言和交流上的应用是如何加速恐慌的。恐慌会进一步促使政府干预，并动摇或巩固全球力量的行使。书中涉及的多为一个世纪前的历史，但对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纳扬·萨哈（Nayan Shah），

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统治焦虑会随着帝国的野心一同膨胀。这项精细的研究聚焦于由疾病引起的焦虑。这是第一本追踪两个世纪以来不同地缘政治政权和帝国形态中恐慌形式变化的著作。它横跨医学史和帝国史，对两者都有重大贡献。

——安德鲁·汤普森（Andrew Thompson），

埃克塞特大学（University of Exeter）

亚洲幅员辽阔，人口密集，民族多元，这些问题引发的焦虑一直是殖民档案中挥之不去的主题。对众多殖民者来说，亚洲广袤的大地似乎无视划分逻辑。例如，19 世纪的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档案中就反映出统治者认识不清，面对异见者的谣言十分不安。档案文件里非但没有显现出殖民当局精明的集权化运作，反而揭示了其存在普遍的怀疑和不确定性。

殖民地的不安全感促使人们创造出了环形空间，即“确定的飞地”，以减轻“迷失在帝国中的普遍焦虑”。正如拉纳吉特·古哈（Ranajit Guha）观察到的那样，“焦虑”，而非“恐惧”，或许更适合描述这种殖民反应，因为它没有“确定的因果关系”。除了不确定的预兆，即一种什么事情即将发生的感觉，对于殖民地的不安，通常没有确切理由。

在香港（见第六章），少数英国人管理着众多中国人，这种数量悬殊引起了潜在焦虑，在零星的反西方示威中凸显出来。在关于1891 年人口普查的报告中，香港总登记官指出，欧洲人开始把香港视作“永久的家，因此，所谓的‘家庭生活’比以前更丰富了”。但在总人口221441 人中，只有795 名英国男性和300 名英国女性。尽管大多数西方人不懂中文，但当地的中文“揭帖”和相伴而来的流言蜚语，还是引发了要求港英政府镇压暴乱的呼声。这就是1894 年鼠疫大流行时的实际情况：反英揭帖首先在香港街头出现，并逐渐传播到内地的广州，虽然港英政府当局试图实施严苛的卫生措施以控制鼠疫的暴发——包括挨家挨户搜查，在私人宅邸强行消毒（印度的鼠疫中就有记录，见第五章）等措施。

时任香港总督威廉·罗便臣爵士（Sir William Robinson）谴责“文人墨客”制造了“毫无根据的恶意谣言”。“为了阻止鼠疫，政府决定从每个学校中挑选一些儿童，摘除他们的肝脏，作为唯一能够治愈鼠疫患者的药方。”相关谣言在香港学校中的中国人之间流传，结果使得当地人的“恐慌，就像野火一样蔓延”。港英政府向广州地方衙门频频施压，要求其遏制“在港治疗鼠疫的谣言”，以防止“ 谣言歪曲事实”，并要求下令逮捕“ 造谣生事者”。恐慌具有传染性，由谣言产生，又进一步滋生谣言，并产生恶性循环。“惊恐万状”的中国人让港英政府也高度紧张，后者一直对煽动性言论和反动分子的叛乱保持警惕。鼠疫又助长了谣言蔓生，中国人和欧洲人都陷入恐慌，纷纷逃离。1894 年5 月31 日，英国什罗普郡团（Shropshire Regiment）的乔治·维思（George Vesey）上尉感染鼠疫，几天后死亡，这证明即使华人为此次鼠疫的主要患者，欧洲人也不能幸免。香港“市民医院”（Government CivilHospital）的主管医生詹姆斯·劳森（James Lowson）在其日记中写道：“欧洲人和日本人也纷纷搭船离开香港回国，这几乎演变成了一场逃港的大恐慌。”正如微依那·达斯（Veena Das）对印度谣言的描述，这种“引发恐慌的谣言创造了一种镜像，侵略者开始在镜像里进行身份认同，甚至将自己视为受害者”。

当香港媒体报道坊间出现的煽动性揭帖时，港英政府收到了来自印度的情报，说在印度，树木被神秘地抹上了泥浆。这让人不禁想起1857 年印度民族大起义前的情形，当时作为起义信号的“印度薄饼”（chapatis，一种未发酵的印度面包）逐渐在印度土兵中传递，并在短短几个月内传遍了印度北部广大农村。涂上泥浆的树木被多疑的殖民者解读为暴动前的不祥征兆。因此，此时将香港出现的恶意揭帖和印度涂抹树木的单个奇异事件列举在一起，似乎暗示了某种时空的连续性。对某时某地暴动迹象的解读可能会迁移到另一个情境，以解读类似的神秘迹象。达斯写道，谣言和恐慌“在过去的某些区域，在两件似乎毫不相干的事件之间创造出一种连续性”。

殖民当局对这些事件的反应凸显了殖民协议的不确定性及对殖民协议的错误认识，也凸显了沟通（或误解）在恐慌制造中的关键作用。正如艾莉森·巴什福德在本书后记中所言，恐慌与“交流及言语接触密切相关，从词源上看，又和传染紧密联系。恐慌，在人群和区域中的蔓延，成为一种超越个人和地方的现象，离不开交流和传播媒介。这种‘接触’就是恐慌实现传播、交流以及如何变得‘常见化’的方式”。然而，这种交流的确切内涵常常受到质疑。正如1871 年《弗雷泽杂志》上一篇《中国人对欧洲人的真实看法》的文章指出：“表面上，中国人和外国人友好相处，但在内心深处，他们极其厌恶老外。”这就是在殖民背景下交流的模糊性，外在形式和内在意图总被认为是有差异的，即使社会治理也是根据种族差异进行严格划分的。殖民国家的代理人往往认为，有效治理要透过“事物的表面”洞彻本质，以预见当地反动分子的煽动言论和公开暴动的表现。这就需要建立起集监管、信息收集和情报评估的一套完整体系，即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n）提出的殖民主义“研究模式”的三要素。

1894 年香港和印度相继爆发的恐慌阐明了本书所探讨的一些主题：第一，历史事件如何在大英帝国中发挥解读现在和预测未来恐慌的作用？第二，恐慌在多大程度上暗示着空间和时间的连续性，被概念化为帝国的、跨殖民的现象？第三，技术（包括电报等一些新的通信方式）如何助长恐慌？第四，传染病和恐慌存在什么样的关系？特别是传染病模型下的恐慌研究，强调了它的“致病性”和“传染性”。第五，宗主国和殖民地共存恐慌背后复杂的生成机制。

引言 恐慌：解读蛛丝马迹/ 001

原始还是现代？/ 006

帝国、网络和对立知识/ 011

恐慌危机是一种病/ 018

各章节概要/ 020

与时俱进的思考/ 025

第一章 帝国与恐慌之地/ 027

两大恐慌事件/ 030

恐慌与非人类/ 039

第二章 在中国怒火渐升：广州十三行的火灾与恐惧/ 043

易燃的广州/ 049

沮丧和无助：1822年大火/ 054

火灾与中国人的性格/ 059

火灾是（ 或不是）机遇/ 064

火灾与不满/ 066

第三章 传染病下的机遇：恐慌、检疫和1851年国际卫生大会/ 069

霍乱下的机遇：检疫隔离和国际卫生条例/ 075

1851年国际卫生大会：传染病外交先例/ 080

欧洲卫生当局与统一化尝试/ 082

国际仲裁法院与主权丧失的恐惧/ 089

“东方”的机遇/ 093

结论/ 098

第四章 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后的健康恐慌、移民和生态交流

——以印度、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为例/ 101

气候与移民/ 105

提议的影响/ 115

山间避暑小镇和桉树/ 117

可互换的帝国场所/ 123

结论/ 128

第五章 1896—1919年印度鼠疫和流感暴发：疾病、谣言和恐慌/ 131

印度的鼠疫恐慌/ 135

从恐慌中退缩/ 141

流感疫情/ 142

恐慌的需求/ 146

结论/ 152

第六章 电缆传递的恐慌：传染病和电报世界/ 155

电报监测与1889—1992年的流感暴发/ 164

香港与电报世界/ 171

传播危机：电报文/ 174

结论：超越戏剧论/ 180

第七章 不要惊慌！

——从黄热病到生物恐怖主义“激动又恐惧”的公众心理/ 185

黄热病/ 192

流感、天花、猪流感/ 196

从冷战到反恐战争/ 205

结论：评判恐慌/ 214

第八章 调解恐慌：1936—2009年的“新兴”传染病威胁图像/ 217

回到未来：“新兴”疾病简介/ 220

“现代化”的疾病/ 227

新兴传染病威胁图像/ 233

疾病的五种图像/ 235

调解恐慌与现代矛盾心理/ 238

结论：可见性和恐慌/ 241

后记 恐慌的过去与全球的未来/ 245

参考文献/ 255

索引/ 2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