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一直对中国及其历史深感兴趣。李约瑟于1942年抵达中国，在多年的时间里，他最终完成了一部因为“李约瑟之谜”而闻名的巨著并提出：为什么欧洲在17-18世纪经历了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而中国却没有？这个问题自提出以来就一直困扰着学者们。彭慕兰的著作必然是李约瑟之后在这个话题上最具影响力的一本书，并提出了“大分流”一词，而它也已成为整个历史现象的一个提喻概念。最近，学者们发现这个术语不太实用。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提出的“大丰富”这一术语在我看来更加恰当，它描述了1800年以后收入和生活水平类似于曲棍球曲线变动的时间序列。“分流”是一个关于西方与其他地区相对收入的比较说法，而“丰富”指的是人们所能想到的每一种测量生活水平的指标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增长。当然，分流所导致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1960年的中国人均收入为当年美国人均收入的2.98%，1970年仅为美国人均收入的2.16%，而现在则增长至14.14%（根据2016年数据，按时价计算）。绝对差距仍然很大，并且随着差距的缩小，亚洲经济体想要完全赶上西方的收入水平也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我们不应该忘记的是，在21世纪使整个世界变得更加富裕的技术主要都源自西方。可以肯定的是，在过去的岁月里，尽管有时欧洲人自己可能也会独立地创造出一些新想法，可他们也毫不愧疚地采纳借鉴了其他国家所发明出的不少技术。然而，当他们借来之后，他们会改进、精简这些技术，使它们更能适应新的环境。最终，世界其他地方又不得不从欧洲重新进口新的思想，而这一过程和变化经常是不可察觉的-19世纪后期印度进口的曼彻斯特制造的棉纺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印度和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的经济增长，以及在此之前，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发展，都是相当惊人的，但它们都主要依赖于首先于西方发展出的工业技术。
关于为什么“大丰富”发生于彼时彼地的答案有许多，而这个问题可能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我们给出的答案太多，而不是太少。我在这本书中给出的答案其实在18世纪中叶就已可察端倪了。在一段有趣（被广泛引用）的章节中，塞缪尔·约翰逊博士虚构出的阿比西尼亚王子拉塞勒斯（Rasselas）询问他的哲学家朋友，“欧洲人采取了何种手段才变得如此强大？或者为什么他们能够如此轻易地征服亚洲和非洲，从事海外贸易活动，而亚洲人和非洲人却不能占领欧洲人的海岸，在他们的港口建立殖民地……何况将欧洲人带去亚洲和非洲的海风明明也可以带领我们抵达欧洲。”书中给出的答案大概会吓倒今天那些政治正确的资本主义历史学家：“先生，他们比我们更强大，是因为他们更聪明；有识之士必然会主宰无知之人。但为什么他们所知比我们更多，我不知道。”不过，这个问题并非无法回答的。到1750年，欧洲人对可以影响或将会影响经济表现，从而影响国民生活水平和国家军事能力的科目肯定比非欧洲人了解得更多。在一个世纪以后，这些知识被转化为了一个帝国主义全盘计划，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镇压印度民族起义，以及后来欧洲各国征服非洲和东南亚之时达到了顶峰。如果我们说，在埃里克·琼斯提出的“欧洲奇迹”的背后，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伽利略、牛顿、拉瓦锡，以及亚伯拉罕·达比、詹姆斯·瓦特和亨利·贝塞麦的思想革命，这并不夸张。
但是约翰逊博士的解释，正如他所承认的那样，是不充分的。问题不在于欧洲的知识比中国或印度或中东地区更“多”，而是欧洲人掌握的是不同的知识。1500年以后欧洲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们越来越关心他们所学知识的有用应用，并制订了一个扩大知识的研究计划，明确了将知识应用于实践中的实际目的。伟大的英国科学家罗伯特·波义耳，他作为科学界的巨匠之一，曾经写道：“我不敢认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自然主义者，除非相比于那些不懂得生理学（自然哲学）的人来说，我可以在我的花园里种出更好的草药和鲜花，在我的果园中种出更好的水果，在我的田地上种出更好的玉米，或者在我的牧场里产出更好的奶酪。”
为什么会这样？正如我在本书中指出的那样，文明社会在科学和技术进步方面并不一定表现突出。科技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智力活动所发生于的文化和制度环境。制度制定了能够推动知识创新者的激励因素，也决定了创新发展的方向。文化确定了这些制度背后的价值观和信念，但是同时，很多（比许多历史学家所认为的多得多）进步的出现都纯属偶然。以欧洲的犹太文化为例，犹太人识字率高，智力活动也非常先进且复杂，他们的文化程度可以说（平均来说）比他们周围的非犹太人口要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