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我的中国读者
蒙古人缔造了世界史上最广袤的陆上毗连帝国,但他们在历史叙述中普遍乏善可陈,其成就迟迟未能得到承认,唯剩许多负面评价和板上钉钉的历史败绩。在“大蒙古国”(Yeke Monggol Ulus)这个辽阔的欧亚帝国中,最负盛名的兀鲁思(ulus)或汗国非大元(或称Dai Ön)莫属,它横跨蒙古高原祖地和朝鲜半岛,延伸至青藏高原周围的中亚和内亚地区,并南下穿越了东南亚半岛的丛林地带——也就是说,它不仅占据了我们如今视为中国本土(China proper)的农耕平原,并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我们还应谨记,许多旅者都来自蒙古帝国的西陲之外,如威尼斯的马可·波罗和摩洛哥的伊本·白图泰,而他们脑海中并没有“中国”的概念:根据蒙古语的说法,它的北方被称为契丹(Cathay),南方叫作蛮子。
蒙古人以纷繁多样的方式深刻影响了被征服的文化,并将自身融入其中,但我们尚未充分认识这一点。例如,无数蒙古妇女被许配给欧亚各地的地方精英,甚至还远嫁到马穆鲁克埃及(Mamluk Egypt),展现出蒙古人的势力和权威,但目前她们的故事还鲜为人知。与此同时,华人也广泛游历了大蒙古国及其域外地区——例如,一则引人入胜的故事述说了景教教士兼外交家拉班·巴·扫马(Rabban Bar Sauma)的生平,他从中都(后来的大都,今日的北京)出发穿行了整个帝国,并在法国的大西洋沿岸为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King Edward I)举行了弥撒,其后定居于伊儿汗国的巴格达。尽管蒙古人促使人员、物品和知识的流动高度畅通,但他们也逐渐意识到自身权威的局限。1290年左右,世界上最强大的统治者元可汗(khaghan),或汗中之汗忽必烈,欲图征服日本,再通过爪哇控制东南亚。他调遣水陆两军渡海入侵,并进攻太平洋沿岸岛屿,然而这些行动统筹失策,均以失败告终。
自本书英文版于2015年问世以来,我们目睹了蒙古研究领域的长足发展,并感受到了变革的震颤。这些变化为理解和重构大蒙古国的历史引入了一个崭新的全球框架,令人为之振奋。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见证了两部多人合撰的巨著问世,书中汇集了世界各地蒙古史学者的数千页研究成果。在这个领域中,《蒙古世界》(The Mongol World,2022)的主编梅天穆(Timothy May)和迈克尔·霍普(Michael Hope),以及《剑桥蒙古帝国史》(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Mongol Empire,2023)的主编彭晓燕(Michal Biran)和金浩东(Hodong Kim)功不可没。这些研究立足于大量的跨学科对话,得益于它们,我们如今才能更加细致地体悟到大蒙古国作为一个世界政体的整体形象。我们开始透过蒙古统治者的视角审视欧亚大陆上的历史复杂性,而非仅从每个被征服地区的艺术家和思想领袖的角度回溯(ex post facto),这些地区在今日已经成为充满自信的民族国家。
当本书首次以英文版问世时,相关书评指出了它在汉学方面的缺陷,也认为它未能充分地将蒙古人作为讨论的核心,而更多聚焦于他们的中国臣属——这可视作本书在蒙古学上的不足之处。前文强调了蒙古研究领域整体转向,这更迫切地要求我们深入探究蒙古人在艺术与文化上的得失,并对其进行批判性评估。我很欣慰,本书的简体中文版能在向新读者传达这种紧迫性上助一臂之力。
艺术史是一门令人振奋的学科,它重构历史的主要依据并非传世文本,这类文本在晚清的考证学家们看来会因流传过程而失真;相反,艺术史是运用视觉艺术和物质文化产品,以视觉和触觉的方式重构历史。这些艺术品好像能通过形式言说,是同期社会和政治状况的代言者。它们是历史的代言者,是历史的见证者。常言道“物品绝不欺人”,但同时,对艺术品的审慎评估和阐释,取决于我们的理解是否精准。书中所选取和刊印的艺术品均附有相应的图像学阐述,如果它们能激发读者的新见解,使其从跨文化的新视角审视元朝,那便成功实现了本书的目标。
因此,这篇面向中国读者的新序言,既温和地强调了一种新兴的批判性全球框架,也是我对读者真诚的推荐,即引导大家如何运用视觉文化的概念来阅读《蒙古世纪》。
马啸鸿
伦敦,2023年6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