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艺术史在行动
这本书囊括了莱奥纳多·达·芬奇半个世纪的人生,是我与达·芬奇的个人际遇。它不是一部自传,即使在我的整个学术生涯中,它都显得极为特殊——可能它更接近高度聚焦一系列经历的回忆录。我不知道任何能够与之比较的作品。2008年,对达·芬奇研究最多的卡罗·佩德莱蒂已经或者一直有意出版一本700多页的《莱奥纳多与我》。虽然那本书是一个出色的研究交流宝库,融合了卡罗个人的洞见和达·芬奇的笔记、草稿、绘画及相关文献,但是,卡罗却并没有展现由此而延伸出的关于人、机构、事件与诡计的生动故事。
在艺术史,甚至更广泛的领域,达·芬奇都是无可匹敌的。他是20世纪前著名的历史人物。2013年有一项衡量历史声望的定量分析,达·芬奇位列“20世纪前的艺术家”榜单榜首(第二位是米开朗琪罗),而在另一项“前30名历史人物”排行榜中,达·芬奇排名29,位居前列的是耶稣和拿破仑,阿道夫·希特勒排名第7。
2011~2012年的冬天,伦敦的英国国家美术馆举办了一场“莱奥纳多·达·芬奇:米兰宫廷画家”展览,所有门票提前售罄,部分门票还以天文数字般的高价在网络上转售。一个艺术展能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是前所未有的,达·芬奇就像票务网站上的一位“当红明星”一样。而一般占据“当红明星”位置的并不是画家,也不是雕塑家,而是布鲁斯·斯普林斯汀这样的摇滚乐巨星,他的名曲《老板》在谷歌上拥有近1900万次的点击量。在写作本书时,达·芬奇在该网站的点击量也接近1000万次,而他的代表作《蒙娜·丽莎》的点击量则高达2850万次。对于一个500多年前的艺术家兼工程师来说,如此火爆的受欢迎程度已经非比寻常了,而且他还以什么事都没能完成而闻名—当然,除了世界上最著名的画作《蒙娜·丽莎》,还有可能是知名度仅次于其的画作《最后的晚餐》。同时,他还绘制出世界上最著名的一幅素描:在一个圆圈和方形中张开 四肢,并且有着四条胳膊和四条腿的裸体男人(基于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的理论)。
达·芬奇有着无私的奉献精神,同时又充满着无拘无束的幻想。人们关注他,一部分是因为他享誉盛名,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他的研究领域横跨艺术、科学与工程,其涉猎的深度、广度以及创造性都是举世无双的。正因如此,他的生活经历和工作也成了一个始终开放的理论宝库,没有人能够匹敌——你见过有人销售“米开朗琪罗密码”之类的书吗? 达·芬奇的研究事业是如此与众不同,很容易让人深陷其中。我从事达·芬奇这项研究工作已近50年,可以说见过了它的全貌。我曾与大大小小的学者、收藏家和策展人打过交道,也曾与艺术世界里充满膨胀的自负情绪且狡猾的经销商、油腔滑调的拍卖商斗智斗勇。研究达·芬奇的主要学者和作家,甚至是伪历史学家和幻想主义者,都与我有过交集。在一些私人或公共场合,我也曾对一些人的攻击进行了回应。我一直在应对那些日益膨胀的“达·芬奇狂热分子”,谨慎地与学术界和博物馆的既得利益相处。“反莱奥纳多”群体一直向我施压,有时达一周多次。我一直密切关注着过去100年中关于达·芬奇的两大重要发现,其中一个突然陷入了敌对与争议,另一个的名声与价值则不由自主地攀升。精巧的仿品考验了我鉴别真伪的能力,百万英镑计的达·芬奇商业市场也让我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一些较为突出的金额高昂的庭审案件当中,警察曾因达·芬奇的圣母子像在苏格兰的城堡盗窃一案来向我咨询。我组织过许多场达·芬奇的展览,介入过所有相关的周旋当中,我也参与过诸多广播和电视节目。不得不说,大多时候,出版商和编辑对我提出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使我受益匪浅。我曾在国家收藏委员会中任职,目睹了艺术世界各种活动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我也一直从事自身的研究工作。而这一切,在20世 60年代末我第一次接触达·芬奇的解剖素描时,都完全没有预料到。后来很多时候,我感到自己已经完成了对达·芬奇的研究,我已经说了所有想说的话,是时候继续向前了。1981年我的第一本专著《莱奥纳多·达·芬奇:自然与人类的杰作》出版时,我的确认为我们的关系差一点就这样定形。好在后来我意识到达·芬奇其实从来没有和我“分手”。他始终在向和他交往过的人提出不可抗拒的要求。
达·芬奇就像是一块磁石,人们很容易被他一些荒谬的想法所吸引,但能与500多年前的人物对话是一种荣幸,更何况他依然活跃在人们的脑海中。虽然很多达·芬奇的研究者所提出的理论站不住脚,但是他们确实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与情感。在本书中,我会尽量用一种易于理解的方式对此进行回应,不过依然担心有时会显得生硬。达·芬奇持久的影响力保证了公众对我的研究工作以及我参与的媒体节目抱有高度的兴趣。我也很享受与众多国际友人及同僚的广泛接触,他们对于揭示达·芬奇的天才之处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多年来,将我所了解的达·芬奇讲 述给好奇的学生们,是一种持久不断的欢乐,我也很乐意其中一些达·芬奇的“粉丝”能够与我保持联系。
关于达·芬奇的故事数不胜数,它们生动有趣,极富启发性,但同时也展示了一个历史学意义上的事实:每个人获取的知识、个人观点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我们特定的成长及生活环境的。简单来说, 就是认识方式不同,事物的样貌也会产生不同。它有点像现代物理学中的概念,即观察者和观察手段对于观察系统的介入。在我的教学工作中,我曾多次举办“艺术史在行动”的研讨会,我们广泛讨论了艺术史知识得以产生的各种环境。而意识到环境的广泛性本身就是具有教育意义的,同时也为那些打算进入艺术领域的学生提供一些建议。艺术史研究领域表面平静,但清醒的人会看到在所谓的客观分析和专业话语的表象下,仍隐藏着混乱、一意孤行、偏见、既得利益、民族性,以及那些被刻意操纵的争论,它们全都混杂在一起。有人很珍视某些理论,但其论据却是一些站不住脚的假设。在作品的鉴定中,对鉴赏力的强调 会让“困难的”科学检测证据得不到重视。声称拥有“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可能会轻易否定其他的分析模式。而作品归属的认定则有可能牵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从而陷入纷争。在极端情况下,策展人或许会为了获得展览资金而修订展品目录,博物馆的馆长和董事会也可能会违反相关的规定。
对于那些书写或宣传达·芬奇的人而言,为了吸引观众,他们会不由自主地捏造一套新的理论。媒体会被所谓的异端邪说和对神秘教派的忠诚所吸引,记者会去迎合公众的口味,甚至附和那些造假者,让专家们受辱;电视公司为了提升节目的收视率,会用一种“摇摆不定”的标准来证明那些古怪的想法是合理的。有人称,《蒙娜·丽莎》是达·芬奇本人男扮女装后、以自己为模特绘制的,最近又有人称变装做模特的人其实是他的学生萨莱,又或许这件作品根本不是达·芬奇所作,还有人告诉我蒙娜·丽莎其实是提香所画的大溪地公主。而藏于都灵的著名《自画像》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个样子。没有什么能阻止公众的想象—诸如此类的假想层出不穷。每个月都会有新的谬论出现,然后和旧的谬论叠加。人们会很容易陷入自我辩护的模式,平静地立于一片混乱之上,做出如古代诸神般的判断,但很显然,我也处于利益和偏见的复杂网络中,而且并不能声称自己拥有某种独特的途径,能够接近真正的事实。所以,我已经尽力保持清醒,意识到我的观点也有可能是不正确的。
本书的组织结构大体上是根据主题而非时间先后来安排的。序言部分简要地介绍了达·芬奇的职业生涯,为我所关注的作品建立了一个语境。前七章以《最后的晚餐》《蒙娜·丽莎》,以及另一些我尤为青睐、有过诸多交集的著名作品作为案例展开,即使有些遭遇并不愉快。接下来的四章则以主题的形式探讨达·芬奇作品的方方面面,每一章都旨在阐明现代艺术史书写的一个特定方面。我所做的研究并非按照传记的框架来构成的;而且本书也没有涉及达·芬奇相对较小的绘画作品。 当我开始研究达·芬奇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在研究什么,然而, 这些年来他一直待我很好。谨借此书向达·芬奇表示由衷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