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影生涯，在好莱坞算是个异类。我被赋予各种头衔，从“B级片之王”到“流行电影教父”——因为我执导了50多部低成本独立电影，这还不算，我还通过自己创立的新世界电影公司（New World Pictures）与协和/新地平线电影公司（Concorde/New Horizons）制作并（或）发行过250多部作品。好莱坞有个传统，不管你这部片子实际上拿了多少票房，最终结算下来，总是没赚什么钱；但就我而言，上述那300来部电影里，可能有280部，我确实都赢利了。虽说我拍的都是些低成本电影，但它们也在全球各地的知名电影节放映过。而且，我还是历史上能在法国巴黎的电影资料馆、英国电影协会伦敦南岸剧院和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个人电影回顾展的导演里，最最年轻的一位。20世纪70年代，我一面在“新世界”制作限制级剥削电影，同时也引进了一些海外的优秀艺术片到美国放映，其中还有5部赢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桂冠。
时过境迁，电影产业也在社会学层面与经济层面上历经了不少重大变迁。曾经是我那些电影重要舞台之一的汽车影院，如今已被大型购物中心里的多厅影城所取代。20世纪70年代的剥削片或B级片电影市场，也已被好莱坞大公司侵吞蚕食。那些“快枪手”艺术家长期以来混口饭吃的地界，都被大电影公司以巨额成本、一线明星与导演，以及最尖端的特效技术所攻占了。于是乎，低成本电影除院线之外的第二主战场，慢慢地也从早期的电视播出，转移到了电视联播网、付费电视和录像带等平台和媒介上。另一方面，随着20世纪40年代末，好莱坞大公司由制作、发行到放映的一条龙垄断地位被打破，独立电影的市场渐渐打开。这些年来，我和我的电影公司也一直在与时俱进。时至今日，我们仍是美国独立电影制作与发行领域的领头羊之一。
作为电影界的“草莽英雄”，我名声在外。所以那些由20世纪60年代反文化风潮滋养长大的新一代电影人，也将我视为不向好莱坞低头、在体制外谋得生路的艺术家兼创业者的典型。我能教会他们的，不仅是涉及前期筹备、预先布光、轨道车、机内剪辑、构图和快节奏作业的这些电影拍摄技巧，更有关乎营销、广告和发行的基本功。用棒球联盟来打比方的话，如果你打小联盟时加入的是我的队伍，那晋级进入大联盟，肯定会比旁人更快。
遥想当年，罗伯特·汤写的第一个剧本，是我导演的。还有杰克·尼科尔森（Jack Nicholson），早在他因为出演《逍遥骑士》（Easy Rider，1969）而被好莱坞“发现”之前，就已给我演过8部电影、写过3个剧本了。弗朗西斯·科波拉（Francis Coppola）和彼得·波格丹诺维奇（Peter Bogdanovich）最早也是替我干活儿，负责把我从苏联收购来的那些科幻片重新剪辑、加工。再后来，也是我资助他们拍摄了他们自己最初的作品。还有丹尼斯·霍珀（Dennis Hopper），我拍《旅行》（The Trip，1967）时，他是第二组的摄影。
不过，“科尔曼电影学校”真正成为独立电影制作的一股非主流力量，那还是始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我对导演工作心生倦意，转头创办了新世界电影公司。从那儿“毕业”的人里头，有好多如今都成了好莱坞的大人物，拍摄的作品为好莱坞各大电影公司赚进了数以亿计的美元，这其中包括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乔纳森·德姆（Jonathan Demme）、朗·霍华德（Ron Howard）、乔·丹蒂（Joe Dante）、乔纳森·卡普兰（Jonathan Kaplan）、艾伦·阿库什（Allan Arkush）、约翰·塞尔斯（John Sayles）、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乔恩·戴维森（Jon Davison）、盖尔·安妮·赫德（Gale Anne Hurd）、弗朗西丝·德尔（Frances Doel）和芭芭拉·博伊尔（Barbara Boyle）等。
相比之下，我当年为在好莱坞大公司谋得一席之地而付出的艰辛，真是让我永生难忘。那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独立电影公司还远没有后来那么多。我花了几个月时间找工作，最终还得靠托人才进了二十世纪福斯，当上了送信工。要感谢我在斯坦福大学念工科的那段经历，它培养了我未雨绸缪、推崇效率、讲究纪律的工作习惯。
我有许多电影都是一两个星期就拍完的，而且成本远低于10万美元。我曾因为跟人打赌，结果只用了两天一夜、3.5万美元，就拍出了《恐怖小店》（The Little Shop of Horrors，1960）。仅仅因为《乌鸦》（The Raven，1963）杀青之后，我不愿那些哥特风格的考究布景就此报废，便决定在尚无完整剧本的情况下，先用两天时间，在同一台布景上完成了《恐怖古堡》（The Terror，1963）一半的拍摄。有两次，一次是在夏威夷，另一次是在波多黎各，为节约物流费用，我曾同一时间内拍摄过两部不同的电影。1966年拍摄《野帮伙》（The Wild Angels，1966）的时候，为追求写实，我请了“地狱天使”来参演，摩托车是他们自己开来的，女伴也是他们自己带来的。
我一上来拍摄的17部电影，每一部都挣钱了。但之后那部关于种族隔离的艺术电影《入侵者》（The Intruder，1962）让我赔了本。我从中吸取教训，之后拍电影几乎再没亏过钱。
甚至有好莱坞大公司也想请我去经营管理，但开出来的薪资还不如我当时自己干挣得多。我提出要有公司的绝对控制权，这一条在我看来没得商量。但结果自然是被对方否决了。在好莱坞大公司里，没有哪位高层能在电影制作方面独占绝对的控制权。也正是因为这个道理，这么多年来，我始终坚持着自己特立独行的风格。好莱坞大公司的繁荣兴盛，靠的是一个领导集体，不会让权力过久地集中在某一个人手里。
而在我自己的公司里，我就是头儿。我更偏爱那种小型的、等级制度松散的公司架构。它鼓励付出必有回报，能力越强的人，回报越多；人浮于事的情况，不太会在这样的公司里出现。在我那里，职位和职务描述其实都是虚的。公司上下都信奉这一点：人人都可以承担——而且总有一天确实也会承担起——各种角色。在我的公司里，容不下耍大牌和钩心斗角的人。
有三位如今非常成功的电影人，当年第一次合作拍电影，就是在我的“新世界”。起初是推广部经理乔恩·戴维森跟我打赌，说他只需要10天时间和不到9万美元，就能制作出一部电影来。他找了专替我剪辑预告片的艾伦·阿库什和乔·丹蒂，执导了这部名为《好莱坞大道》（Hollywood Boulevard，1976）的电影，赢得了赌注。类似这样的案例，在我手下时至今日依然很多。就在前不久，我们有一部计划拍摄一个月的电影，组里有个勤杂工，拍完第一个星期，就已被提拔为第二副导演了。等到杀青的时候，他已成了第一副导演。又经过两部电影的历练，我就让他当上制片经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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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22-09-08 02:3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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