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1927—2015），德国作家、画家。生于但泽(今波兰格但斯克)。父亲是德国人，母亲为波兰人。1944年入伍,1945年负伤住院,后被关入美军战俘营。战后做过钾矿工、石匠学徒等，曾在杜塞尔多夫和柏林学习造型艺术，参加过爵士乐队。

1955年开始参加“四七社”活动，1956年出版诗集《风信鸡的优点》，1957年剧作《洪水》首演。1959年问世的长篇小说《铁皮鼓》使他获得世界声誉。其代表作还有《猫与鼠》《狗年月》《比目鱼》《母鼠》《辽阔的原野》《我的世纪》等。199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译者: 胡其鼎（1939—2013），德语文学翻译家,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编审。译有黑塞的《彼得·卡门青德》《格特露德》《骏马山庄》，格拉斯的《铁皮鼓》等。

1959年《铁皮鼓》面世，标志着战后德语文学的崛起，鼓手奥斯卡从此在世界文学画廊中占有一席之地。

译本序

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作家群中，非常重要的有三位。海因里希·伯尔，他的名字同“废墟文学”紧密相连，人们称他为“小人物的兄弟”。一九七一年，他的长篇小说《女士及众生相》（又译《莱尼和他们》）问世，次年，他成为第六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人。伯尔的许多作品已经有了中译本，他是我国读者所熟悉的外国作家之一。阿尔诺·施密特，这个名字在我国是比较陌生的，他被认为是德国的詹姆斯·乔伊斯，他的作品几乎是无法翻译的，然而，由于他的文学素养很高，很多德语作家都要读他的著作。这两位作家都已经去世，现在仍在从事创作活动的，就是君特·格拉斯了。《铁皮鼓》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的成名作，发表至今已近四十年了，在世界文坛已有定评。一九八七年年初，当译者终于完稿搁笔之时，建设出版社也预告这部小说即将与民主德国的读者见面了。

一九五八年十月，“四七”社在阿尔高伊的阿德勒饭店聚会。“四七”社是一个松散的文学团体，既无纲领，也不发会员证，在作家汉斯·韦尔纳·里希特的主持下，每年聚会一次，作家们在会上朗读各自的新作，当场听取评论，该社就以这种方式来推动文学创作与评论的发展。从一九五○年至此，“四七”社共评过五次奖，获奖者是君特·艾希、海因里希·伯尔、伊尔泽·艾兴格尔、英格博格·巴赫曼和马丁·瓦尔泽。这一次聚会时，来了一位年轻人。他来了，朗读了，胜利了。君特·格拉斯，他从巴黎到此地，来时囊中无几，他朗读了长篇小说《铁皮鼓》的第一章《肥大的裙子》，与会者一致认为，这部作品生动、感人、清新，并同意授予他“四七”社奖（三千马克）。次年秋季，格拉斯同他的《铁皮鼓》一起在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露面。这部小说的七种外文译本的版权已被买去。就在这一年，联邦德国的图书市场上还出现了一批长篇小说：乌韦·约翰逊的《雅各布的揣测》、海因里希·伯尔的《九点半打台球》、西格弗里德·伦茨的《面包和运动》、鲁道夫·哈格尔施坦格的《众神的玩物》、奥托·弗里德里希·瓦尔特的《哑巴》、格哈德·茨韦伦茨的《死去的男人们的爱》等。在此之前，文坛的中心议题是长篇小说的危机，而此时，连外国通讯社也报道说，联邦德国的“文学也进入了繁荣时期”。

君特·格拉斯，一九二七年生于但泽。这是一个海港城市，有着多灾多难的历史。但泽曾属汉萨同盟，后归波兰。俄、奥、普第三次瓜分波兰时，又划归普鲁士。第一次大战后，改为自由邦，由国际联盟代管。纳粹德国又以“但泽走廊”问题为借口入侵波兰，点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战后，但泽划归波兰，今名格但斯克。格拉斯的父母，一方是德意志人，一方是波兰人。一九四四年，他被征入伍，当空军辅助人员，同年受伤。一九四六年，当他从马利恩巴德的美军战俘营获释时，他已经是一个无家可归的难民，因为被划给苏联和波兰等的德国东部土地上的德国人都被驱赶了。格拉斯先在希尔德斯海姆的钾盐矿当矿工，接着到哥廷根打算通过中学毕业考试，但一上历史课他就反感，终于放弃。一九四七年他到杜塞尔多夫学习石匠手艺。一九四八至一九四九年，在当地艺术学院学习，兼当模特儿并在一个爵士乐队演奏。一九五三年他迁到西柏林，继续学习雕塑与版画。一九五五年，他的《幽睡的百合》获斯图加特电台诗歌比赛头奖。次年，他的第一部诗集《风信鸡的优点》出版，他举家迁居巴黎。这是一段艰辛的岁月：

我的房间无风

虔诚，一支香烟

如此神秘，谁还敢

提高房租

或者打听我的老婆。（《信经》）

他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幢后排楼房里。卢赫特汉德出版社给他每月三百马克的津贴，让他维持最起码的生活并写作剧本。长篇小说《铁皮鼓》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的。格拉斯说，他当时连德语的正字法都还没有完全掌握。

一九五九年底，不来梅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决定授予格拉斯奖金，但不来梅市政府不予承认，表面的理由是《铁皮鼓》亵渎上帝、有伤风化，真正的原因是认为这个小胡子作家是个“有头脑的无政府主义者”，亦即对当时的阿登纳政府持有不同政见。市行政当局干涉独立评奖委员会事务被公众舆论目为一件丑闻，这自然也未能阻止这部小说赢得更多的读者并被译成更多的语言。一九六○年德意志评论家协会授予格拉斯文学奖，一九六二年他又获得法国的文学奖。《铁皮鼓》初版后的四年间，给格拉斯带来了四十万马克的收益，使这位“经济奇迹”时期持不同政见的作家成了“经济奇迹”的受益者。

一九六○年，格拉斯定居西柏林。他的一些剧本，如《恶厨师》（1961）等先后上演，第二部诗集《三角轨道》（1960）出版，接着，他的中篇小说《猫与鼠》（1961）和长篇小说《狗年月》（1963）相继问世，尤其是后者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卢赫特汉德出版社把这两部作品同《铁皮鼓》一起改版重印时，经作者同意后加上了“但泽三部曲”的副标题。因此，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三部曲”。这三部小说各自独立，故事与人物均无连续性，唯一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是部分情节发生的地点都在但泽。格拉斯说，它们有四个共同点：一是从纳粹时期德国人的过错问题着眼写的；二是地点（但泽）和时间（1920至1955年）一致；三是真实与虚构交替；四是作者私人的原因：“试图为自己保留一块最终失去的乡土，一块由于政治、历史原因而失去的乡土”（1970年11月28日在西柏林同亨里·普拉尔德的谈话）。所以，这三部小说是格拉斯怀着一个有着德、波两种血统却又失去家乡的难民的心情写的。这种心情同战后德波间领土问题一样复杂。民主德国在一九五○年即已承认奥得河-尼斯河一线为德波边界，联邦德国则直至一九七○年十二月同波兰签订《华沙条约》时才予以承认并确认德波两国间无领土争端。当时，格拉斯是勃兰特总理的“东方政策”的拥护者。

一九四七年初，在一片废墟的汉诺威的一次大规模群众集会上，格拉斯听了社会民主党领袖库尔特·舒马赫的讲演。格拉斯说，舒马赫的“狂热和他的生硬一方面使我感到抵触，另一方面，他的论证的正确又使我信服”（同普拉尔德的谈话）。他从第一次参加选举起，就投社会民主党的票。一九六○年，格拉斯回到西柏林时，正值威廉·勃兰特首次作为候选人竞选总理。一九六一年，阿登纳在雷根斯堡讲演，影射勃兰特是非婚所生。格拉斯被这种人身攻击所激怒而全力支持勃兰特。他就此成为勃兰特的好友，并从一九六五年起的几次大选中作旅行讲演，为社会民主党竞选。在阿登纳任总理的时期内，社会风气是不问政治而只关注福利与消费。作家和知识分子只要安分守己，就可能得到各种奖金。“四七”社和后来的“六一”社（以提倡劳工界文学为宗旨）的作家们则关注着一个问题：民主（Demokratie）的本义是人民的统治（Volksherrschaft）。公民难道可以放弃责任，放弃监督的权利，而把国家的祸福交给少数决定政策的职业政治家去掌握吗？当这些作家或其他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社会联盟和基督教民主联盟政府的政策发表歧见的时候，当他们对德国的重新武装、单方面同西方结盟、所谓的“社会市场经济”、德国的分裂以及后来的紧急状态法公开提出指摘的时候，他们会立即遭到当政者的鄙视和辱骂。格拉斯就是一例。阿登纳的后任、“经济奇迹”总理艾哈德公开把格拉斯、霍赫胡特等作家骂作“”（一种小犬），说他们只晓得“朝荆棘上蹦”（“螳臂当车”之意）。艾哈德的后继者基辛格总理也扬言，在魏玛共和国还有左中右文学，在联邦德国却只有左翼文学，这种文学“不能代表”德国。这就是当时政界与文学界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之下，格拉斯开始直接参加政治活动。他不仅同勃兰特建立了友谊，而且也明确了他本人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立场。他把社会民主党的政治观点——相信在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条件下有可能通过改革来争取所有公民最大限度的平等——同启蒙运动的精神——呼吁公民的理智，使之树立社会责任感——结合起来。他对一系列国际国内的重大事件都发表意见。他的意见表明，他“站在了几条板凳中间”，左右不讨好。他反对国内的“紧急状态法”（1968）、“绝对教权主义”“反动的同盟政策”，也反对民主德国建立柏林墙；他批评美国（如印度支那战争、支持希腊军人独裁政府），他抨击右派施普林格报系的《图片报》，也抨击左派的杂志《重音》；尤其因为他对大学生运动的态度，他被蓄长发的青年目为头号敌人。格拉斯理解青年一代的愤怒与抗议，但认为他们想通过一次性的革命造反来一劳永逸地改变一切的看法是乌托邦。鉴于当时的社会动乱，联邦议院通过了紧急状态法。对此持反对态度者联想到了魏玛共和国的危机。那时，刚上台任总理的希特勒便是利用紧急状态法取缔了纳粹党之外的一切政党，建立了独裁政权。这些人因此也担心大学生过激的行动会导致当局采取更严格的警察控制措施而有害民主制。这也是格拉斯的考虑。他的诗集《追问》（又译《盘问》）（1967）、言论集《论不言而喻》（1968）和长篇小说《局部麻醉》（1969）反映了他这一时期的思想观点。格拉斯认为，谁要承担责任和过错，谁就得有理智。他呼吁青年人的理智，使社会保持“正常状态”而不是“非常状态”，只有在“正常状态”下才有可能实现渐进的改革，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修正”。他在写给自己的子女们的散文《蜗牛日记》（1972）里进而申述了他的这种观点。一九七一年，格拉斯在纽伦堡讲话中说：“唯有看到和重视进步中的静止的人、已经有一次或多次停步不前的人、曾经在蜗牛壳上坐过并在乌托邦阴影一侧居住过的人，才能衡量出进步。”他的不要革命只要“修正”的观点，在激进的青年一代看来，自然是十分“保守”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后，联邦德国整个社会由不问政治转而变得越来越政治化。作家们也积极干预政治。有些作家也像格拉斯一样，直接参加政治活动，但他们只能在政治前台当跑龙套，却到不了幕后去。以为“一个大作家便是一家小政府”的看法证明不过是一种美好的自我欺骗。“四七”社的作家们聚会时，也热烈讨论当前的政治问题，然而他们并不能形成一个政治反对派，反倒如诗人恩岑斯贝格所说，“四七”社仅仅是一个“一年只存在三天、无首都的文学界的中心咖啡馆”罢了。“四七”社第一次聚会，作家们挤在一辆旧卡车里驶向目的地，而这时，他们聚会的饭店前，停满了他们的各种牌号的私人小轿车。一九六六年，“四七”社应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之邀，乘飞机绕过地球的四分之一去那里举行年会。这个事实表明，这批作家已经成了乘喷气式飞机旅游世界的阔佬。格拉斯作了发言，题目是：《论注意到并不存在的宫廷的从事写作的宫廷小丑日益缺乏的自信心》，他强调文学不同于政治，应放弃宣言与抗议，而“去做些民主的小事情”，他说，“愿我们意识到：诗不懂何谓妥协，但我们则靠妥协为生。谁能有为地承受这种紧张关系，谁便是愚人（小丑）并改变着世界。”二十四岁的奥地利律师，新一代的左派剧作家彼得·汉德克则在会上宣称，“‘四七’社的作家的创作力已经‘阳痿’了。”一九六七年，“四七”社在维尔茨堡附近的普尔韦尔米勒饭店最后一次聚会，闹革命的大学生举着横幅向饭店进逼，在他们的眼里，“四七”社的作家已经是一个“权势集团”了。在新左派面前，他们已经退到中间派的地位。快退到可以荣获联邦十字勋章的地位，一九六九年，勃兰特出任联邦总理，格拉斯穷于应付新左派和新右派。一九七四年，勃兰特因间谍案引咎辞职，格拉斯也退出政治活动。一九七七年，他发表了长篇童话小说《比目鱼》（《鲽鱼》），写体现黑格尔“世界精神”的鲽鱼帮助男人摆脱三乳始祖母取得了统治权以及在男人统治下两性的关系和妇女的历史。格拉斯自己讲，这部小说已进入了德国家庭主妇的厨房，因为里面写了土豆、鱼、蘑菇等的烹调术，也可说是一部食品史。一九八六年一月，他在国际笔会纽约会议上反对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出场致辞并对国际政治发表了激烈的言论。同年，他的科幻小说《母鼠》出版，写原子灾难下毁灭的地球。评论界认为，格拉斯“过度地在时髦浪潮里游泳”，而且就这个主题而言也没有写出多少新意。然而，他的创作和活动却表明了这位德语作家对受威胁的国际和平的关注与担忧。

长篇小说《铁皮鼓》是一部现代“流浪汉小说”，继承了格里美尔斯豪森（1621—1676）的《痴儿西木传》的传统。《西木传》以三十年战争（这是1618至1648年欧洲信奉天主教和信奉新教的君主国之间在德意志的土地上进行的一场战争，德意志人伤亡惨重）为背景，《铁皮鼓》则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格里美尔斯豪森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史实为基础写了《西木传》，格拉斯也是如此。西木这个人物，本性纯朴，但由于生逢乱世，使他变得机警、狡诈、为求生而不讲道德、不择手段。格里美尔斯豪森通过西木的流浪与历险，写尽了这乱世的黑暗与无道。《铁皮鼓》的主人公奥斯卡·马策拉特就是现代的西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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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奥斯卡无人照管，最后一面铁皮鼓快成废铁了。他找到了扬，拉他去波兰邮局请人修理。这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正遇上纳粹德国进攻波兰，但泽的纳粹也围攻波兰邮局，波兰职员进行了英勇的保卫战，贪生怕死的扬最后被俘并被枪决，只逃出一个高度近视的邮递员维克托。奥斯卡自认对扬的死也负有责任。马策拉特请特鲁钦斯基大娘的小女儿玛丽亚（她同圣母马利亚同名，中译名按习惯作了区分）管杂货店并照看奥斯卡。奥斯卡虽不愿进入成年人的社会，但他的本能又驱使他要求过正常人的生活。玛丽亚把奥斯卡当成孩子，奥斯卡却爱上了她，并同她发生了关系。玛丽亚怀孕两个月时，奥斯卡撞见马策拉特同玛丽亚勾搭，便闯进去坏了他们的好事。十七岁的玛丽亚终于嫁给了四十五岁的马策拉特，并生下了奥斯卡的儿子，取名库尔特。奥斯卡开始放荡，成了蔬菜商格雷夫的妻子——一个邋遢女人的情人。德国第六军在斯大林格勒被围。蔬菜商格雷夫原先是童子军指导，获悉昔日他手下的童子军相继阵亡，他这个“业余爱好者”造了一台自杀机器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九四三年六月，奥斯卡又遇到侏儒贝布拉，这时他是纳粹宣传部下属前线剧团上尉团长。奥斯卡加入剧团，成了梦游女拉古娜的情人，去柏林，赴巴黎，又到法国滨海地区参观“大西洋壁垒”，见到士兵（原以画师为业）兰克斯在水泥地堡上创作的装饰，一处装饰中还书有“神秘，野蛮，无聊”，说是本世纪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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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奥斯卡从九十几厘米长到一米二三，但长成一个鸡胸驼背的人。玛丽亚和库尔特在杜塞尔多夫做黑市买卖，奥斯卡去学石匠手艺（刻墓碑）。他向玛丽亚求婚遭拒绝后又复颓唐。他在艺术学院当模特儿，却赋予各种现代画派的艺术家们以灵感。他搬到“刺猬”家，爱上一次也未见过面的邻居道罗泰娅护士，患了单相思。他想同正常人一样生活并得到爱，但由于是畸形儿而一切落空。他跟克勒普等组成爵士乐队，在洋葱地窖演奏。这个夜总会只供顾客切洋葱，辣出眼泪，吐出心里话。此时经济复苏，小市民的生活又舒适了，但心中十分空虚。他重逢兰克斯，他已重操旧业。当年在大西洋壁垒，他曾奉命用机枪扫射到海滩拣螃蟹的修女，这事他早已丢在脑后。奥斯卡和他重游旧地。奥斯卡受“西方”演出公司之聘，成为铁皮鼓独奏艺术大师，到各地演出，名声大振。演出公司老板原来是昔日“内心流亡”（这是战后一些人用以表白自己在纳粹时期行为的话）的上尉贝布拉，他如今已跻身权势集团了。贝布拉死后，奥斯卡成了他的遗产继承人，然而，负疚感却越来越沉重。他从租狗店租了一条狗卢克斯外出散步解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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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斯还有许多作品，这里不再一一列举。必须一提的是长篇童话小说《比目鱼》，发表于一九七七年。一九七九年，格拉斯作为当时联邦德国驻华大使的客人来到中国，去过上海、北京、桂林等地。在北京举行的《比目鱼》片断朗诵会前，北京大学的张玉书先生把我介绍给他，因为我刚答应了翻译《铁皮鼓》。后来格拉斯说，他在几个地方都遇上《铁皮鼓》中译者，言下之意是：不知哪一个是真的。我承诺后有些悔不当初，由于职业关系，我没有整段时间来啃这样的大部头书，巴不得有谁抢在前面译出此书免了我这份苦差。到一九八七年年初我才译完交稿。一九九○年四月出书后，我致函格拉斯先生并附去样书一册。不久，他的回信来了。他写道：“我很高兴，奥斯卡·马策拉特，如您所说，会讲中国话了。我感激您为翻译工作而作出的肯定是相当巨大的努力。”又说，“我乐于了解中国文学界对《铁皮鼓》的接受情况”，“这部长篇小说是我年轻时在巴黎写的，一九五九年在德国出版后有过激烈的争论：一边是喝彩叫好，一边是一棍子打死”。他说，现在他的主要职业又是当画家了，他关心的是环境污染问题。他赠我一册附有格言的画册《死木》（又译《枯木》），一九九○年八月出版。他当时已经六十三岁，却还在山间野外写生，这种不倦创作的精神令人钦佩。国内关于《铁皮鼓》的评论，就我所见，录在下面，有兴趣的读者可去查阅。叶廷芳：《试论君·格拉斯的“但泽三部曲”》。钱鸿嘉：《一部别开生面的社会小说——介绍当代德国长篇小说〈铁皮鼓〉》。余匡复：《联邦德国第一部有世界声誉的小说——介绍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还有本人的：《现代流浪汉小说〈铁皮鼓〉》，《君特·格拉斯和〈铁皮鼓〉》。

在联邦德国的三位重要作家中，海因里希·伯尔和阿尔诺·施密特已经辞世，只有君特·格拉斯还健在并笔耕不止。今年是他的七十寿辰，“但泽三部曲”中译本的出版，将是赠给他的最好的生日礼物。

胡其鼎

1997年于北京

目录

译本序

第一篇

肥大的裙子

木筏底下

飞蛾与灯泡

照相簿

玻璃，玻璃，小酒杯

课程表

拉斯普京与字母

塔楼歌声的远程效果

演讲台

橱窗

没有出现奇迹

耶稣受难日的菜谱

棺材一头小

赫伯特·特鲁钦斯基的背脊

尼俄柏

有信有望有爱

第二篇

废铁

波兰邮局

纸牌屋

他躺在萨斯佩

玛丽亚

汽水粉

特别新闻

把昏厥带给格雷夫太太

七十五公斤

贝布拉的前线剧团

参观水泥——或神秘，野蛮，无聊

接替基督

撒灰者

耶稣诞生戏

蚂蚁大道

我该不该呢

消毒剂

在货运车皮里长个儿

第三篇

打火石与墓碑

北方幸运女神

四九年圣母

刺猬

衣柜里

克勒普

在椰棕地毯上

在洋葱地窖里

在大西洋壁垒或地堡不能同水泥分家

无名指

末班有轨电车或朝拜密封大口玻璃瓶

三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