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对于每一个中国人而言都是特殊的一年。这一年既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同时也是中国电影110周年和世界电影120周年。在中国电影110年的风雨历程中，电影的发展越来越吸引公众的关注，而其周边学科的发展也成为电影发展的托举之力，让中国电影向前、向上发展。早在2005年，以中国电影百年为契机，中国电影史研究及写作一度成为“显学”，成为中国电影研究的一个独特的景观。专家学者们针对中国电影史著作薄弱、电影史研究方法单一等现象，以及已有电影史写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如电影史料的准确性、电影史述的合理性以及电影史观的正确性都提出了质疑，探讨了写作新的电影史的可能性，并达成了共识，即应该像重写文学史那样，重新撰写中国电影的历史。在呼吁要重视中国电影史研究的众声中，“重写电影史”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口号，至今依然令人津津乐道。在此旗帜下，各种重修的或新编写的中国电影史一度层出不穷。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出版的电影史著作总数已经达到了几十部。其中也不乏有些成果令人惊喜，给人以不少新的启迪。2015年，中国电影110周年，电影史的研究和写作已然进入一个更为理性和深入的阶段。然而，面对日益蓬勃的电影产业、更加久远和错综复杂的电影历史，我们该如何面对？之前提出的“重写”或“再写”是否依然是我们面对电影史研究和写作的思路？
一、重写抑或再写？
再写电影史，是余纪先生在笔者主持的《中国电影通史》项目启动会上提出来的。所谓重写，似乎意味着推翻、颠覆前人，意味着另起炉灶重新搞一套。而所谓再写，依照笔者的理解，就是从此时此地出发、根据此时此地所能够达到的水平，并且反映、满足此时此地的需求。也就是说，再写不是推翻、颠覆，而是“承前启后”——一方面继承前人的所有成果，另一方面也为后人提供继续发展所需要的东西，是历史发展长河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历史是不断延续的，再写电影史也是不断延续的，这意味着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可以对过去时代撰写的电影历史进行再写，进行不断的完善和细化。可以说，没有再写、没有不断地再写，历史将会是缺失的，而且是无法弥补的。在“重写电影史”的观念指导下，我们总是试图超越，总是试图拿出一个尽善尽美的东西。事实上，我们自己今天觉得尽善尽美，但后人肯定会发现有很多遗漏，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因此，当我们使用再写概念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放低身段”，意味着不再追求尽善尽美。重要的是，我们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无愧于我们所处的时代，无愧于我们在所处的时代所做的努力。事实上，相对于中国电影的历史事实，任何人的电影史研究永远只是逼近“真实的渐近线”。无论是“推翻”前人，抑或“超越”后人，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和幻想。
在笔者看来，“重写电影史”所针对的主要对象是出版于1963年的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初稿）》（第一、二卷）。有电影史学家普遍认为，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沉淀，“《中国电影发展史》越来越显现出它对中国电影史学研究的重要价值和意义：电影历史材料的丰富性、史学研究框架的完整性，以及基本历史观念的规范性，依然为今天的中国电影史研究提供着丰富的养料和重要的借鉴”。但是，同样有学者认为，“贯注其中的浓厚的意识形态特征、阶级斗争色彩使它失去了继续发挥史学价值的依据”。如《中国电影发展史》对费穆导演的《小城之春》的评价，几乎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电影发展史》出版三十多年和重版十多年后，《中国电影发展史》的编著者之一李少白先生发表了重论《小城之春》的长文，对费穆及其《小城之春》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一、重写抑或再写？
再写电影史，是余纪先生在笔者主持的《中国电影通史》项目启动会上提出来的。所谓重写，似乎意味着推翻、颠覆前人，意味着另起炉灶重新搞一套。而所谓再写，依照笔者的理解，就是从此时此地出发、根据此时此地所能够达到的水平，并且反映、满足此时此地的需求。也就是说，再写不是推翻、颠覆，而是“承前启后”——一方面继承前人的所有成果，另一方面也为后人提供继续发展所需要的东西，是历史发展长河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历史是不断延续的，再写电影史也是不断延续的，这意味着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可以对过去时代撰写的电影历史进行再写，进行不断的完善和细化。可以说，没有再写、没有不断地再写，历史将会是缺失的，而且是无法弥补的。在“重写电影史”的观念指导下，我们总是试图超越，总是试图拿出一个尽善尽美的东西。事实上，我们自己今天觉得尽善尽美，但后人肯定会发现有很多遗漏，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因此，当我们使用再写概念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放低身段”，意味着不再追求尽善尽美。重要的是，我们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无愧于我们所处的时代，无愧于我们在所处的时代所做的努力。事实上，相对于中国电影的历史事实，任何人的电影史研究永远只是逼近“真实的渐近线”。无论是“推翻”前人，抑或“超越”后人，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和幻想。
在笔者看来，“重写电影史”所针对的主要对象是出版于1963年的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初稿）》（第一、二卷）。有电影史学家普遍认为，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沉淀，“《中国电影发展史》越来越显现出它对中国电影史学研究的重要价值和意义：电影历史材料的丰富性、史学研究框架的完整性，以及基本历史观念的规范性，依然为今天的中国电影史研究提供着丰富的养料和重要的借鉴”。但是，同样有学者认为，“贯注其中的浓厚的意识形态特征、阶级斗争色彩使它失去了继续发挥史学价值的依据”。如《中国电影发展史》对费穆导演的《小城之春》的评价，几乎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电影发展史》出版三十多年和重版十多年后，《中国电影发展史》的编著者之一李少白先生发表了重论《小城之春》的长文，对费穆及其《小城之春》给予了高度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