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部长”是个“中国迷”
1760 年(乾隆二十五年),两名北京青年孔和杨来到巴黎耶稣会修道院学习。1763 年,法国耶稣会解散后,急盼回国的两人得到法国国务秘书亨利·伯丁(Henri Bertin)的帮助,并答应回国后帮助伯丁搜集中国的资料。伯丁并没有立即安排两人回国,而是通过政府基金让两人学习了自然哲学、化学、雕塑、绘画等,还让两人游历参观了里昂等地的手工业作坊。游学一年后,两人才被安排躲在一艘中国澳门的船上,借着夜色换装回到了北京。之后两人与北京传教士合作为伯丁提供了大量的资料。18 世纪欧洲汉学“三大巨著”之一的《中国杂纂》(又名《中国丛刊》)正是根据这些资料编成。
接着法国便爆发了大革命,伯丁历尽艰辛保住了手中的资料——其中仅关于中国手工业和制造业的原创版画就有400 幅,而且多数还未来得及在《中国杂纂》上出版。后来,速记员约瑟夫·布列东(Joseph Breton)偶然得到了这批资料。在整理添加说明后,1811 年闻名遐迩的《中国服饰与艺术》一书出版了。很遗憾,孔和杨的更多信息尚待挖掘,下面仅对伯丁和布列东作简要介绍,期待方家补充指正。
亨利·伯丁,1720 年3 月24 日出生于法国西南部城市佩里格;1792 年9 月16 日逝世于比利时列日省东部阿登地区的小镇斯帕。1741 年,他来到波尔多,成为一名律师。1757 年至1759 年,担任巴黎警察局副局长一职。1759 年,他接受路易十五的任命,出任财政总监,不过他与国王约定,一旦法国恢复和平,他就辞职。为了更好地调整税收,他建立了新的土地登记制度,却遭到巴黎议会的激烈反对。1763 年12月14 日,他辞去财政总监一职,转任国务秘书,负责管理包括东印度公司、棉纺织、畜牧学校、采矿、出租车、彩票、内陆水运在内的多项业务。
作为法国重农主义的核心人物,这位法国皇家农业协会成员不单是农业改革的设计师之一,还创建了里昂兽医学院。他坚信中国农业和科技处于领先地位,因此委托旅行者和传教士搜集资料,这才有了帮助北京青年孔和杨,以及资助晁俊秀和钱德明神父到访中国等故事。1766 年至1792 年,他与北堂的传教士书信来往密切。他将问卷寄给北堂的钱德明等人,钱德明等人则将翻译的中国资料、撰写的报道、收集的植物种子及各种标本寄回给伯丁。
问卷涵盖了中国农业经济的各个领域,从各省农业生产对气候的依赖、牲畜的繁殖、粮食的存储、收成的分配,到农民的地位和土地的获取等。1766 年,他还专门向传教士请教了关于中国的储备经济、粮食贸易和价格等问题。收到报告后,伯丁仔细阅读,亲自参与修订,并把选定的文章刊登在《中国杂纂》上。
伯丁还是个十足的“中国迷”。他家中设有“中国室”,专门陈列中国的珍宝及标本。据说,他曾一次就得到两大箱来自中国的泥人和纸人,共计31 个。
约瑟夫·布列东,1777 年11 月16 日出生于巴黎,老家是法国东部的穆松桥镇。他年轻时师从法国速记学家西奥多·皮埃尔·伯丁,曾与人一起用速记法记录法国师范学院三年级的课程,还记录了拉格朗日、贝托莱、布鲁塞等名家的授课内容。他在短时间内组建了一支速记队伍,从1792 年起负责记录国民立法议会的每场辩论,如格拉克斯·巴贝夫诉讼案。从1815 年起,他一直担任议会速记员,直到1852 年去世。他主持组建的速记员队伍(一般有十几名负责人)一直延续至今,极大地保障了议会辩论的民主和透明。
他还参与创办了《司法报》、《分庭速记员》(Le Sténographe des Chambres )、《箴言报》(Le Moniteur Universel ),并从1815 年开始到1852 年逝世一直效力于《辩论报》(Le Journal des Débats )。此外,他在《法国公报》(La Gazette de France )、《总公报》(Le Journal Général )和《巴黎日报》(Le Journal de Paris )上也十分活跃。
布列东精通几乎所有的欧洲语言,曾翻译过多部著作,包括贝尔萨扎尔·阿克关于风俗习惯的著作。在法庭上,他负责英语、德语、西班牙语、荷兰语、意大利语等语种的口译工作。
养牛专业户 2019-12-25
解说丰富而详细,很有价值,可惜有几幅图由于历史上未妥善保存的原因缺失了,只有文字解说,遗憾。有些地名的翻译不够严谨,如144页的oude,应为阿瓦德邦,略失望。有些标题提炼的比较粗糙,138、150页的标题不知所云 (图片缺失页码:056用竹子造纸、091中国的古墓、094在平台上散步的满族女子、103中国的戏剧和戏曲表演、137中国烟火、192南方的运酒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