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者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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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的改革尽管是塑造欧洲“命运共同体”的重中之重，但除此之外，其他各维度上的调整和改革也不可忽视。为此，吉登斯在一系列政策层面为欧洲的发展建言献策，它们构成了本书第一章之后的主要内容。主要表现在：第一，在严厉紧缩之后的政策取向上，创新适应时代需要的经济增长思维。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给部分欧洲国家带来了严重的打击，迫使它们采取了极为严厉的紧缩政策。紧缩政策的实施尽管节约了政府开支，但社会开始走向动荡，经济增长和繁荣则遥遥无期。应当如何重归增长和繁荣之路？时势已无法再酝酿出当年的“马歇尔计划”，当前需要的是创新性思维。主要包括：对银行资本进行正确重组、妥善控制主权债务风险、抵制金融投机和过度投资贷款、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地区经济增长均衡化、回归增长与低碳经济携手同行、尽可能增加工作岗位、通过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以刺激增长等。
第二，在福利国家改革的问题上，建立“社会投资型国家”。“福利国家”曾经是欧洲的品牌和骄傲，它被看作市场失灵的矫正力量、社会安全的国家保障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标志。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政策却使国家背上了沉重的负担，使人们形成依赖的心理，使资本变得依赖国家干预而非市场调节。如克劳斯·奥菲(Claus Offe)所言，“尽管福利国家的设计旨在‘治愈’资本主义积累所产生的各种‘病症’，但疾病的性质也迫使病人不能再使用这种‘疗程’。”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夺走了许多长期以来被看作是不证自明的福利，剥夺感、失望感和社会抗争开始笼罩在欧洲上空，与之相随的则是国家合法性的下降和社会动荡。如何重塑欧洲社会模式？吉登斯对欧洲社会模式进行了比较，认为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德国、法国的社会政策比其他地区更加完善。从它们的经验出发，他认为，福利国家重建的关键在于福利理念和福利制度的转型，即实现从“福利国家”向“社会投资型国家”的转变。社会投资型国家将把以前的“消极福利”转变成“积极福利”，即从事后通过福利来收拾资本主义的烂摊子转向事前预防烂摊子出现。比如，在时间取向上，社会投资型国家更多关注的是“未来”而不是已经产生的后果，“投资未来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事后的再分配”；在思想取向上，注重增强人们的风险分担意识、相互责任和相互团结意识；在能力取向上，关注提高公民的受教育水平和工作技能，提升公民的社会、经济参与能力和追求健康充实生活的能力。
第三，在移民问题上，采取“跨文化主义”（interculturalism）的政策取向。全球化催生了举世瞩目的移民潮，欧洲则是国际移民的集中之所。移民尽管带来了丰富的劳动力、多样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但也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面对纷至沓来的国际移民，各种以“封闭”和“保守”为特征的社会思潮正变得盛行，部分国家甚至在不断强化对边境和移民的管控。但在吉登斯看来，重归各自为政的传统民族国家时代已不合时宜，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一个“超级多样性”的时代。在这种时代，不同人种、信仰和生活方式交错杂陈已成定局。移民的剧增曾催生了稍带启蒙色彩的“多元文化主义”，它主张不同文化都是平等的，应当彼此尊重、相互包容。但在吉登斯看来，多元文化主义的理念和政策已不能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因为它隐含的是一种文化“自由放任主义”精神，所因应的主要是互联网普及之前的时代。同时，它主要站在主流族群立场上关心少数族裔的地位，并没有真正贯彻族群平等的原则。针对当今形势，吉登斯提出“跨文化主义”作为多元文化主义的升级版。从根本上说，“跨文化主义”的要旨在于：以当前所处的超级多样性社会作为出发点，少数族裔与接收社群（主流族群）通过协调和对话以重建公共空间。吉登斯指出：“它所寻求的并不只是整合少数族裔，而是要为整个社会及其内部的不同社群提供统一的视角，以及一个鲜明的跨国视角。”
第四，在气候和能源领域，主张“非典型环保主义”政策。在吉登斯看来，全球变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欧盟必须在气候和能源领域扮演领头羊角色。在这一方面，环保主义者所倡导的环保理念尽管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气候变化问题的最终解决不可能依靠自下而上的生态主义运动，政府在其中应该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同时，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也不能只盯着环境保护，而是必须平衡气候变化所带来的风险和机遇，融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与经济增长于一体。在2009年出版的《气候变化的政治》一书中，吉登斯曾经系统地提出“气候变化的政治”观点，涉及“保障型国家”“政治敛合”“经济敛合”“前置”“气候变化的积极性”“政治超越性”“比例原则”“发展要务”“过度发展”“抢先适应”等十种政策主张。在本书中，作者延续了这些主张，但对欧盟的建议则变得更加具体，主要探讨了以下问题：欧盟在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中所应扮演的角色，完善欧盟碳排放市场所应采取的主要措施，欧盟在实现碳排放量、经济繁荣与能源安全之间的协调发展方面所应采取的主要策略，以及如何通过投资可再生能源来实现欧洲的经济增长等。这些措施统合在一起，构成了吉登斯所说的“非典型环保主义”主张，即它们不是延续绿色环保运动那种分散的、自下而上的活动模式，但旨在实现与之相同的目的。
第五，在国际关系领域，在彼此关联中形成对外战略。美国、俄罗斯、土耳其等国家以及北约之类的国际组织是欧盟外交关系的重点，其中，与美国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是欧盟外交的重中之重。在这一方面，吉登斯的看法是，欧洲与美国当前主要是一种依赖关系，理想的格局应当是减少依赖，发展出建立在平等和合作基础上的新型关系。“我们欧洲应该设法建立起新型的跨大西洋关系。这一次，应该建立的是基于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而不是基于依赖的不稳定关系。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就是一个不错的起点。”在与北约的关系方面，欧盟必须把分散的军事力量组织起来，建立起统一的欧洲武装，同时加强与北约的合作，形成制度化的合作机制以预测和管控冲突。在与俄罗斯的关系上，石油和地区安全是横亘在这两大政治主体之间的最重要影响因素。俄罗斯丰富的石油资源有效地分化了欧盟成员国的立场，克里米亚、乌克兰的地位问题则造成了欧盟与俄罗斯之间的尖锐对立。随着俄罗斯不断扩大其在欧洲的势力范围，欧盟内部必须加强团结以抵制其扩张。总之，在吉登斯看来，欧洲安全应当掌握在欧盟自己手里，目前欧盟的最大问题在于，由于欧盟1没有形成有力的领导和欧盟2的分裂性，欧盟至今没有形成统一的安全战略和建立统一的欧洲部队。
总体而言，面对不断深化的全球化浪潮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国际移民、气候变化等问题，吉登斯没有退缩和回避，而是坚定地从拥抱全球化的立场出发寻求问题的解决。他主张进一步提升欧盟的主权和加快一体化进程，形成一个更有能力、更有效率和更具合法性的欧盟；主张欧盟各国以创新性思维应对财政紧缩所带来的问题，重振欧洲经济；主张以“积极福利”来再造福利国家，实现社会政策的更新升级；主张以协商对话来解决移民问题，寻求接收族群与少数族裔之间的共识；主张以自上而下的政治方式来解决全球气候变化和能源问题，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双赢的目标；主张欧盟与世界主要国家或者集团建立起合作和平等的外交关系。从这一角度而言，吉登斯秉持的是一种开放、开明的态度，顺应了全球时代的形势。鉴于保守主义思潮在当今部分国家正变得越来越盛行的事实，当今部分国家的领导者正越来越从“本国中心主义”的立场出发不断推出种种逆全球化政策，吉登斯的这种立场和态度显得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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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忠华
完颜穆尔登格 2019-12-11
作者有贵族头衔（Baron Giddens），左派精英，典型的支持全球化，关心气候变化，但欧洲这股气候变化过度关注的风让我认为他们有极左嫌疑。左派的矛盾在于，意识到欧洲需要加强合作（集权），但是又呼吁增强民主（所有European Identity的研究都证明欧洲人就一盘散沙）。书里有点实际内容的是欧洲办公机构画美好蓝图，真正拍板的是央行和德法。这种左派理想忽悠下高福利的北欧和西欧也罢了，正是福利... 作者有贵族头衔（Baron Giddens），左派精英，典型的支持全球化，关心气候变化，但欧洲这股气候变化过度关注的风让我认为他们有极左嫌疑。左派的矛盾在于，意识到欧洲需要加强合作（集权），但是又呼吁增强民主（所有European Identity的研究都证明欧洲人就一盘散沙）。书里有点实际内容的是欧洲办公机构画美好蓝图，真正拍板的是央行和德法。这种左派理想忽悠下高福利的北欧和西欧也罢了，正是福利差的中欧东欧特别右，天天看什么都怨言。之前斯洛伐克伙伴来都柏林探望我，因为见识了捷克人在这蹭福利，气得狠狠抱怨，把西欧福利怒批了一顿？？下一条，移民挑战民族国家，你是左派当然欢迎新劳动力，可是还是东欧人，气得天天闹脱欧，幸亏他们不给公投。总之这人典型验证左派精英自相矛盾。（另外是布莱尔和克林顿友军）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