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词语的家园
——德国战后“回归”诗人希尔德??多敏
黄雪媛
一
2006年秋,我在德国北方一所大学图书馆偶遇一部名叫《故乡》的德语作家诗文集, 一片“移动的风景”闯进我的视野:
移动的风景
你本可以离开
却像一棵树:
扎根于大地,
仿佛我们静止,只有风景移动。
你必须屏住呼吸,
直到风渐渐停息,
直至陌生的空气将我们包围,
直至光与影,
蓝与绿的游戏,
重现旧日情景,
恰似回到家中,
无论身在何处,
我们坐下,彼此依偎,
就像倚靠着
母亲的墓碑。
这首短诗包含了双重的丧失——失去故乡,失去亲人。故国渺邈,追思缠绵,结尾处“母亲的墓碑”却并未给人荒凉孤寂的感觉,它支撑起一具疲惫虚弱的身体,也为灵魂提供了终极归宿:母子之间拥有原始深沉的生命链接,人脱胎于母体,最终也将回到母亲与大地的怀抱。整首诗分泌着细密的痛楚,但流动的光影和蓝绿的色彩缓解了哀恸,读它的人也最终落入安宁的氛围。这便是我与德国犹太裔诗人希尔德??多敏(1909—2006)的“人生初见”。 《移动的风景》是多敏最早的诗作之一,也是她的成名作之一。多敏像一个猎手,把我轻轻捕入她的诗语世界。 我开始读她的诗作,并探寻她近一个世纪的生涯经历。
我发现,这位被迫流亡二十二年的女诗人兼具鸽子、铃鹿与母狮的特质。晚年的多敏白发苍苍,饱经风霜的脸仍然保留着少女的俏皮和明亮。1988年,多敏挚爱一生的丈夫欧文??瓦尔特??帕姆(Erwin Walter Palm)去世,在此后十七年独居生活中,多敏依然每天在早餐桌上为自己摆上一朵玫瑰。是什么使多敏在历经沧桑后依然从容优雅,始终保持对生活的爱与信念?多敏在与为她作传的友人伊尔卡??沙伊德根(Ilka Scheidgen)的谈话中给出了答案:“那是在科隆,在里尔街。我的父母给予了我信任感,那是一种不可摧毁的原始信任,而我从中汲取了依然坚持下去力量。”
1909年,多敏出生在科隆,本名希尔德加德??吕文施泰因(Hildegard Löwenstein)。这个家庭和当年绝大多数中欧有产犹太阶层一样,努力融入德意志主流文化,从思维方式到生活习惯几乎已经和德意志人无甚差别。多敏上德语学校,接受正统的德意志文化教育。父亲是一名律师,严谨而理性,对子女的教育宽严并济。母亲受过专业的声乐训练,性格活泼,喜欢在家中举办音乐沙龙,家里总是宾客盈门,欢声笑语。在多敏的记忆里,拥有11个房间的科隆老宅是衣食无忧、充满信任的安乐窝。童年和少女时期获得的安全感是多敏一生的精神财富,护佑她战胜成年遭遇的流离失所和心理危机。关于故乡科隆,多敏只写过唯一一首诗。太多关于家园和故城的记忆埋藏在心底,科隆是她的福地和出发地,也是多年后的黯然神伤之地。
科隆
这座湮没的城市
只为我
独自
湮没。
我沿着街道
泅水
别人在行走
那些老房子
已换上崭新的
大玻璃门。
死者与我
一起游过
我们老房子的
新大门。
从科隆女子文理高中毕业后,多敏在海德堡、科隆、柏林学习法律,之后攻读国民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师从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和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1931年,多敏结识了古典考古学与语文学专业的帕姆,随后一起移居意大利,在罗马和弗洛伦萨继续学业。1933年,随着德国境内纳粹的掌权,意大利成了多敏夫妇第一个流亡地。1935年,多敏在佛罗伦萨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1936年与帕姆成婚。婚后的多敏与那个时代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一样,放弃了自己的学术生涯,充当起丈夫的学术助理和生活管家。多年后,多敏调侃自己是事业高飞的男人的“优秀地勤人员”。在德语之外,多敏也精通英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她能够像“换衣服一样熟练地切换语言”。
1939年,处于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已经没有多敏夫妇的容身之地,他们流亡到了英国。随着二战爆发,身为犹太德国人的多敏夫妇在英国的安全也岌岌可危,即使熟练掌握英语,也会因为口音而暴露,从而被怀疑为纳粹德国的间谍。次年6月,夫妇俩躲藏在一条蒸汽的最下面一层船舱,跨越大西洋,经过六个星期危险重重的旅途,从加拿大到牙买加、古巴,最终落脚于多米尼加共和国——唯一允许他们入境的小岛国。一架小型水上飞机把他们带到了岛上,两个年轻人拎着少得可怜的行李,站在比他们个子还高的一片甘蔗地里。现在,他们已经逃到了世界尽头,终于可以松口气了,按多敏的话来说,从此可抱有“谨慎的希望”。
多敏夫妇在首都圣多明各生活了14年之久,此地说西班牙语,到处生长着香蕉树、椰子树,见不到落叶乔木和针叶林。同一时期,流亡巴黎的策兰在诗中想象故乡切尔诺维茨的栗树林和罂粟花,流亡加利福尼亚的布莱希特在诗中念叨家乡奥格斯堡的李树、冷杉和接骨木,而多敏诗歌的“植物图志”则到处是榆树、苹果树、巴丹杏、橄榄树的身影。
我躺在
你的臂弯里,亲爱的,
像杏仁核躺在杏仁里,
告诉我:我们的巴丹杏
如今在何处?
——引自《我们的巴丹杏在何处?》
在美洲的岁月里,多敏夫妇的生活还算风平浪静。帕姆不久后就在圣多明哥大学得到了一份固定的教职,从事伊比利亚-美洲建筑史的教学和研究。1948年,多敏也获得了一份在大学教授德语的工作。夫妇俩结识了一些新朋友,常常与朋友们聚餐与出游,当地人对他们也充满善意。然而,1951年,母亲在英国去世的消息导致多敏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甚至濒临自杀的边缘。长年的流亡和避难生活并没有压垮她,母亲的死却给了多敏致命的一击,她感觉自己被世界抛弃了,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孤儿。突然之间,没有任何准备,把痛苦写下来的欲望从胸中喷薄而出,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刻,写诗拯救了她。多敏形容自己之前的岁月是为第二次生命所作的“准备”。“那个叫多敏的人,是在我开始写诗以后才有的。”于是,诗人希尔德??多敏(Hilde Domin)诞生了。作为双重无根的孤独者,她用岛屿的名字重新命名自己,并这样描绘自己的“第二次出生”:
“我,H.D.,出奇地年轻。我直到1951年才来到这个世界。像每个人一样,哭着来到这个世界。并不是在德国,尽管德语是我的母语。这里说的是西班牙语,房子前的花园里种满了椰子树。确切地说,有十一棵椰子树。都是雄性椰子树,所以没有果实。我出生时,父母都已去世。我的母亲几周前刚去世。当我,希尔德??多敏,睁开哭红的眼睛,在位于世界边缘的房子里,那里生长着胡椒、甘蔗和芒果树,但玫瑰却难以生长,苹果、小麦、桦树根本无法生长,我孤苦伶仃,流离失所,我站起身,走向家园,走向词语。”
与同时代成名较早的保罗??策兰(Paul Celan),奈莉??萨克斯(Nelly Sachs),罗莎??奥斯兰德(Rosa Ausländer),玛莎??卡莱珂 (Mascha Kaléko)等犹太裔德语诗人不同,多敏42岁才开始写诗,50岁才出版第一部诗集《只有一朵玫瑰支撑》(1959)。
只有一朵玫瑰支撑
我在空中布置一个房间,
在杂技师和群鸟中间:
我的床铺安在感觉的秋千
像风中鸟巢
在最远的梢尖。
我买下一条羊毛毯
它拥有最柔顺的羊毛
月光下的羊群
像闪亮的云朵,漂移在
坚实的大地上。
我闭上眼,把自己裹入
可亲动物的毛皮
我想感受羊蹄下的细沙
倾听夜里的马厩
门闩插上的声响。
但我却躺在羽毛中,
颤悠在高高的虚空。
我头晕目眩,难以入眠。
我的手想要抓住什么,却只找到
一朵玫瑰作为支撑。
多敏在“杂技师和群鸟中间”布置起来的房间悬于高空,与马拉美“诗歌是最偏远的建筑”和策兰的“绝无之境”形成诗学地形上的对照。这是一个构筑在蓝色太平洋岛屿上空的“德语居所”,唯有在此处,她“不可驱逐”,能拥有自由和安宁。多敏在空中抓到的“玫瑰”不再是爱情的象征物,而是一个人在危机处境里仍然抱持的信念,一种向死而生,以写作抵抗死亡的决断。“在一切都被证明为可以失去之后……语言是最后的避难所。” 从此,多敏用她纤细的手指在空中搭建词语的“金色之城”和“乌有之乡”。唯有在词语中,故乡的苹果树才能与异乡的芒果树并排而立,羊羔和狼群和平相处,人类之间的游戏才能重新开局,亚伯将重新站起身,该隐重新成为他的好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