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要研究马尔库塞的遗产——我想说的是他有很多遗产——并给出未来理论和实践的方向,那么,在我看来,在试图理解他后期作品和20世纪60年代末政治冲突之间的深层关联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同时将他的作品从这些试图埋葬马尔库塞的理念并使其浪漫化的联系中解脱出来。学者和活动家似乎都认为很难将马尔库塞与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这段时期分离开来。他的形象和作品经常被当成是激进年代的一个标志,而我们与其主要的关系倾向于用怀旧来定义。因此,提起马尔库塞的名字,许多人都会发出一声叹息——我这一代和更年长的很多人都倾向于把他看成是我们年轻时的一个令人惊奇、令人激动、具有革命性但却只有在我们的回忆中才有意义的标志。顺便说一句,随着我们这些出生于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人年岁渐长,突出“20世纪60年代”的地位似乎成了一种趋势。最近我注意到我这一代中的许多人在介绍自己的时候都说“我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20世纪60年代被认为是一个原点,一个发源地,而不是一个历史时刻。它是一个能激起我们惊奇和快乐的地方,但却是永远无法企及的地方。讽刺的是,作为乌托邦,作为无境之地,这个年代——即我们在马尔库塞的鼓励下思考乌托邦思想的激进潜能的年代——在我们的历史记忆中保留了下来。
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法兰克福学派联系紧密的20世纪70年代最著名的、著作传播最广的思想家在20世纪80和90年代却变成了最少被研究的对象,与此同时,阿多诺、霍克海默和本雅明在当代却受到了广泛的研究。正如马尔库塞自己所认识到的那样,他的名声既有好的方面又有适得其反的方面。但我们可以这么说,即这一将他的思想的发展与20世纪60年代末对新的政治词汇的探索连接起来的历史关头使我们中的很多人了解到,为了发展扎根于他所从事的有着解放承诺的哲学传统——表明了现实社会世界中起改造作用的介入的可能性和需要——的跨学科的方法,他在一定程度上对批判理论做了认真的研究。马尔库塞在那个时期的许多理念都是在与当时的社会和文化运动的对话中发展起来的。当他向加利福尼亚、巴黎、柏林参加集会的青年人发表演讲时,他是作为一位一直以来与那些挑战直面当代社会问题的批判理论的人作斗争的哲学家在讲话。他被认为是一个激进主义的哲学家,为了更加哲学地、批判地思考激进的社会运动,他竭力主张参与到它们当中。
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法兰克福学派联系紧密的20世纪70年代最著名的、著作传播最广的思想家在20世纪80和90年代却变成了最少被研究的对象,与此同时,阿多诺、霍克海默和本雅明在当代却受到了广泛的研究。正如马尔库塞自己所认识到的那样,他的名声既有好的方面又有适得其反的方面。但我们可以这么说,即这一将他的思想的发展与20世纪60年代末对新的政治词汇的探索连接起来的历史关头使我们中的很多人了解到,为了发展扎根于他所从事的有着解放承诺的哲学传统——表明了现实社会世界中起改造作用的介入的可能性和需要——的跨学科的方法,他在一定程度上对批判理论做了认真的研究。马尔库塞在那个时期的许多理念都是在与当时的社会和文化运动的对话中发展起来的。当他向加利福尼亚、巴黎、柏林参加集会的青年人发表演讲时,他是作为一位一直以来与那些挑战直面当代社会问题的批判理论的人作斗争的哲学家在讲话。他被认为是一个激进主义的哲学家,为了更加哲学地、批判地思考激进的社会运动,他竭力主张参与到它们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