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制委员会第46 号暂行法并不仅仅是一项行政法令,在将普鲁士从欧洲地图上清除的同时,它实际也宣告了盟国当局对其做出的判决。与巴登、符腾堡、巴伐利亚或萨克森不同,它们都仅仅是德国的一块领土,而普鲁士却是德国弊病生发、而后祸及欧洲的根源,也是德国偏离和平和政治现代性的道路的原因。“德国的核心是普鲁士,”丘吉尔曾于1943 年9 月21 日对英国议会如此说道,“那便是瘟疫重现的根源。”因此,从欧洲政治地图上消除普鲁士也就有了象征意义上的必要性。普鲁士的历史也悄然成为一个噩梦,无声又深沉地压在人们心头。
这一失败而耻辱的结局使德国不得不承担种种重压,而这促成了本书核心问题的思考与写作。在整个19 世纪及20 世纪早期,关于普鲁士历史的描绘还主要呈现出诸多明亮的色彩。普鲁士学派的新教历史学家赞美普鲁士国是理性行政、推动进步的助推器,以及解放德国新教摆脱奥地利哈布斯堡和法国政治独裁的重要力量。1871 年成立的普鲁士民族国家,自然而必然地成为宗教改革以来德国历史演变的最好结果。
对普鲁士传统的美好看法在1945 年后便黯然褪去,此时纳粹政权的种种罪行已将德国过去的历史罩上了层层阴影。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认为,纳粹主义并不是意外,而是“(普鲁士)慢性疾病的突然爆发;在来自奥地利的阿道夫?希特勒心中,他认为自己正是那个‘被选中的普鲁士人’”。而此观点在下述事实中也有据可依,到了现代时期,德国历史并未遵循一条“正常”(即英国,美国或西欧)的路线,走向一种相对自由和未经扰乱的政治成熟。就像论述所言,无论法国、英国还是荷兰,传统精英势力和政治制度都因“资产阶级革命”而没落,但这一情况从未在德国发生。相反,德国独自沿着一条“特殊道路”前进,最终走向12 年的纳粹独裁。
普鲁士在这一畸形的政治体系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因为正是它负载了“特殊道路”中那些清晰而典型的传统。回顾整个欧洲被革命重塑的年代,在政府、军队和乡村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容克贵族地主却得以幸存,其势力范围延伸至易北河东岸,传统利益集团未遭摧毁,权力结构也未被完全打破。而如事实所见,这对普鲁士以至德国都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一种反自由和宽容的政治文化由此形成,一种尊崇权力甚于法定权利的倾向开始出现,一种难以打破的军国主义传统持续滋生。这条特殊道路的所有症状还有一个关键,即一种倾斜式的或“不完善”的现代化发展观念,在此进程中政治文化的演进未能与经济领域的发展和革新并行。从这一角度看,普鲁士是给现代德国和欧洲历史带来灾难的祸根。它将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强加于新生德国的所有土地,使德意志南部相对自由的政治文化变得僵硬和边缘化,从而为政治极端主义和专制独裁提供了土壤。普鲁士的威权主义、奴性、顺从等特质也成为民主制度衰败和独裁专制兴起的温床。
这种观点遭到了试图为普鲁士平反昭雪的历史学家的强烈反对(主要是联邦德国的自由主义或保守派学者)。他们对普鲁士的进步成就大加赞扬——廉洁的行政部门,宽容的宗教政策,一部被德意志诸邦国推崇效仿的法典(1794 年),在当时的欧洲出类拔萃的识字率以及一个高效的官僚系统。他们鼓吹普鲁士在启蒙运动中展现出来的活力,以及在历史转折点改造自己的延展力。他们认为在1944 年7 月暗杀希特勒的行动中普鲁士军官发挥了关键作用,并以此作为驳斥“特殊道路”论强调的“政治奴性”的论据。他们所描述的普鲁士并非白璧无瑕,但是它和纳粹创立的种族主义政权几乎没有共同之处。
躺倒斋主人 2017-11-08
1947年,普鲁士被盟军的一纸律令从欧洲版图中抹去,从此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但普鲁士的历史却是理解德意志的钥匙。从一个弱小的侯国到欧陆霸权,普鲁士一度是理性与高效行政的典范,却被丘吉尔称为“瘟疫重现的根源”。而在德国走向纳粹专制的过程中,正是普鲁士发挥了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