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陈寅恪序】
裴世期之注《三国志》,深受当时内典合本子注之熏习,此盖吾国学术史之一大事,而后代评史者局于所见,不知今古学术系统之有别流,著述体裁之有变例,乃以喜聚异同,坐长烦芜为言,其实非也。赵宋史家著述,如《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最能得昔人合本子注之遗意,岂庸妄子之书,矜诩笔削,自比“夏五”“郭公”断烂朝报者所可企及乎?
寅恪侨寓香港,值太平洋之战,扶疾入国,归正首丘,途中得陈玉书先生述寄示所撰《辽史补注序例》,急取读之,见其所论宁详毋略之旨,甚与鄙见符合,若使全书告成,殊可称契丹史事之总集,近日吾国史学不可多得之作也。回忆前在絶岛,苍黄逃死之际,取一巾箱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抱持诵读,其汴京围困屈降诸卷,所述人事利害之回环,国论是非之纷错,殆极世态诡变之至奇。然其中颇复有不甚可解者,乃取当日身历目覩之事,以相印证,则忽豁然心通意会。平生读史凡四十年,从无似此亲切有味之快感,而死亡饥饿之苦遂亦置诸度量之外矣。由今思之,倘非其书喜聚异同,取材详备,曷足以臻是耶?况近者营州旧壤、辽陵玉册,已出人间,葬地陶瓶,犹摹革橐,不有如释教信徒迦叶、阿难之总持结集,何以免契丹一族千年之往事及其与中原之紧密联系之历史不随劫波之火以灰烬?故《辽史补注》之作,尤为今日所不可或缓者。
寅恪频岁衰病,于塞外之史、殊族之文,久不敢有所论述,惟尚冀未至此身盖棺之日,获逢是书出版之期,而《补注》之于《辽史》,亦将如裴《注》之附陈《志》,并重于学术之林,斯则今日发声唱导之时不胜深愿诚祷者也。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陈寅恪
书于桂林雁山别墅
【顾颉刚序】
文化大革命后期,在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下,恢复点校“廿四史”作为批判继承历史遗产的资料。颉刚受命联系点校工作,一面感到汲长绠短,一面感到责任重大、光荣,几年来,在各级党组织的直接领导关怀下,现已陆续出齐。但是,体会毛主席“古为今用”的精神和详细占有材料的教导,还感到有需要进一步补充史料的。
在“廿四史”中,前人曾说:“辽史太简略”,“辽史最简略”。陈述同志所撰《辽史补注》,正是对《辽史》的全面订补,可称一代史料的总集,现在随《辽史》刊布并行,供读者参考。
尝检“廿四史”各史记载的年数,史记之外,以宋(320年)、辽(296年)为最长,唐(290年)、明(276年)次之。但就各史所用篇幅(页数)看,《宋史》约当《辽史》的十倍,新旧《唐书》、《明史》也各当于《辽史》四五倍,可见彼此差距之大,而《辽史》是很漏略的。就各史在“廿四史”所用字数多少计,《辽史》占第十八位,其次各史,由第十九至第廿四是:《南齐书》、《新五代史》、《梁书》、《周书》、《北齐书》、《陈书》。其中年分最长的《梁书》五十五年(不足《辽史》五分之一的时间),最短的《南齐书》才二十三年(不足《辽史》十分之一的时间)。《辽史》以前的十几种,都没有辽代的年代长,而篇幅则都比《辽史》多。《史记》因属通史未计,实《辽史》就叙契丹族而言,也带有通史的意义。辽代国号几次改变,称辽以前,曾号契丹;后又改契丹,再改大辽。《辽史》没有记载。甚至《食货志》未记盐课、榷场。从各方面看,都显出《辽史》是迫切需要补充的。
清代以来,对“廿四史”中的某史全部作注成书者,有王先谦《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和吴士鉴《晋书斠注》。王《注》特别是《汉书补注》有益读者多在训诂考证,不重增补史料,吴《注》曾有志于考源考异和增补,但因《晋书》材料丰富,编纂较好,所以,它的主要贡献,还是在史文来源方面。
《辽史补注》的特点,主要是辽史事实缺漏,而本书明确着重在史料补充,作者曾多年校辑辽金史,充分利用了晚近出土的金石碑刻,并与《辽史》勘证,使事具本末,有线索可寻。再有清钱竹汀、厉樊榭以下诸家的校订补充,作者曾核对吸收并搜集旧史、方志、行程録、文集等,其中大部分是元人修史时所未曾见到的。
由于时代要求不同,条件又比较优越,所以有不少后来居上的地方,尤其是考订精审,批判吸收了前人成绩,也解决了若干前人未能解决的问题。
1964年春,颉刚参观东北归来,翻阅《辽》《金》二史及东北其他史籍,当时曾拜读此注,颇增新知。这次又细看凡例及部分内容,益信此书确是一部比较充实的、不可多得的资料,今幸随点校本“廿四史”以并行,当然不仅是节省读者翻检校对的时间而已。
我们这次校点工作,可能有一些缺点错误,但质量都有所提高,由于《补注》的出版,显然又是一个新的突破。行见《补注》之于《辽史》,亦将如裴《注》之附陈《志》,为读者提供很多便利,也必将是读《辽史》者一部离不开的重要资料。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顾颉刚
【自序】陈述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历代先辈披荆斩棘,开发建设了我国的疆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多年积累的历史文化,曾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作出过光辉贡献。
契丹人起于汉末,盛于隋唐,作为祖国古老各族之一,长期隶属中央朝廷。唐末,农民起义推翻了大唐的统治。契丹阿保机和后梁朱温同年建国,大辽继承唐代在东北的疆域,历二百多年(907—1125),沟通了农区牧区,开发了东北边境,辽宋彼此影响,为祖国统一奠定了牢固基础。大石西迁,又把中原文化带到西域。辽代在各方面的贡献,久已融入祖国历史文化的整体。
辽史有当代留下的一份简单材料,即耶律俨《实录》。金朝两次修《辽史》,泰和六年,章宗敕翰林学士陈大任专职修纂,但因义例争论,宣布罢修(《元文类》卷四五《修端辩辽宋金正统》),《金史·章宗纪》泰和七年十二月所记“《辽史》成”,即指此次罢修。元代中统二年、至元元年经王鹗等建议修《辽》《金》二史,宋亡,复议修三史,终“以义例未定,竟不能成”(《续通考·正史考》),长期纠缠义例,对于史实搜访订正很放松。元末至正修史时,仅据耶律俨《实录》、陈大任《辽史》和《契丹国志》、《资治通鉴》等潦草编缀,由至正三年四月至四年三月,仓卒作成。
《辽》、《金》、《宋》三史同修,按记载年数,《宋史》《辽史》相仿佛(宋320年、辽219年合西辽88年,凡307年),《金史》较短(金120年),计其所用篇幅,《宋史》当《辽史》的十倍,《金史》亦当《辽史》的二倍(《宋史》六八一五页,《金史》一四四三页,《辽史》六六六页,皆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这个数字表明《辽史》的漏略不备。清钱大昕、毕沅先后指出《辽史》阙漏(《潜研堂集》、《续通鉴》),赵翼也屡次说过“辽史太简略”,“辽史最简略,二百年人物列传,仅百余篇,其脱漏必多矣”(《廿二史札记》)。
过去有不满意旧史而改作者,如欧阳修、宋祁的《新唐书》和欧阳修的《新五代史》等,例皆新史既行,旧史不废,及至读者感觉不便,又不得不有合钞。彭注《五代史记》,全采旧史,实际也是合钞。于是名为一史,实则三书,迭床架屋,给读者带来很大不便。刘知几《史通》有《补注》一篇,曾论裴《注》喜聚异同,不加刊定;陆《注》则仅校增阙,标为异说。又论范晔《后汉书》简而且周,疎而不漏,刘昭采其所捐作《补注》,讥为“吐果之核”。但是他没有考虑《补注》所用的材料,并不是修史时都能看到的,即使是修史时能看到的,是否仍有助于参证,这就是补注体裁的优越性,远非重新改作所能比。
今天,作为国史代表的“廿四史”,均属历史资料,其中保存了宝贵的历史遗产,值得继承发扬;也存在着应当批判的错误观点,要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作为历史遗产材料,那就只有订补,无所谓改作。至于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更需要丰富准确的史料,更需要广聚异同。当然在技术上要尽量便利读者,节省读者时间。
关于史籍著作,不难于详,而难于详而不芜;不难于略,而难于略而不漏。所谓简要,须是由博返约,并非夺漏史实。在《辽史》说,只能说是漏,不能称为简。因为纂修之前,搜访工作很不够,修史时,又仓卒塞责。叶适说过:“至要出于至详,至简成于至繁。”所以今天对于《辽史》的工作,仍当广求史实的详赡。
明清以来,补订《辽史》最勤者,首推厉鹗,他就是用裴松之的办法撰成《辽史拾遗》,所惜因时地条件的限制,见闻未广,也有未及详细核对的,如兴纪景福元年九月,厉引李焘《长编》七月以寇瑊使辽,谓《辽史》作范讽,未知孰是。实《长编》当年八月辛巳即载范讽使辽,以寇瑊病不能成行。又重熙三年十二月引《长编》八月以谢绛为生辰使,《辽史》作杨偕,未知孰是。实《长编》同年十月癸未即载杨偕使辽,谢绛以父疾辞。由于牵涉面很宽,难免顾此失彼。杨复吉撰《辽史拾遗补》,所补亦嫌未备。陈汉章《辽史索隐》多取一统志,也多有不合者。述尝校辑各家所录辽文及新获者为《辽文汇》两编,又取宋人入辽的语录、纪行诗、行程录等,汇集一编,也都属于史料校订,未能附入《辽史》正文,读者不便,因不自量度,发愿勉为《辽史补注》,补者效褚少孙之补《史记》,注者效裴松之之注《三国》。广征后魏以来诸史、文集、笔记,包括钱大昕、厉鹗诸家所考订及晚近出土资料和研究成绩,全面网罗,证其合否,一一补入辽史。考证之学,譬如积薪,现在的工作,即就前人所积者,接力积累,对《辽史》作全面增补订正。但愿返于《辽史》之前,使大辽一代,尤其是契丹及其所属各部与中原的紧密联系,汇集于此,信而有征,以备读者参考。
司马光说过,《长编》之作,“宁失之繁,勿失之略”,此《辽史补注》,也可说是“辽史长编”。万斯同撰《明史稿》,自谓“吾所取者或有可损,所不取者必非其真”,也是极言宁繁勿略之意。范晔《后汉书》作成了才说对于后汉史实“转得统绪”,确属实践体会之言。述学无一得,才非撰造,对于辽史所知不多,只是条梳史实,便利读者。李善注《文选》,由初注再注以至五注。苏辙注《老子》,在晚年也对旧注有很多改订。现在只是一份初注长编,并非名山之藏,不敢自信为是。希望读者指出缺点、错误,以便改订。
【辽史补注后记】
述初读《辽史》时,尝置《辽史拾遗》、《拾遗补》于侧,觉有未安,随手查阅。后因翻检之便,遂合两者为一书。偶有新知,亦附注书眉,仅便于使用,初未有意成书。
在北海静心斋时,一日,友人姚从吾过访,见此册,问,吾兄将欲撰一新《辽史》?急应之曰:不敢不敢。当时吾实无此奢愿。但志在辽、金二史,则已略具方向,亦尝读李思纯《元史学》,知李氏曾与援庵先生讨论过《新元史》问题,深有同感。
忆初谒寅恪先生于姚家胡同,先生为言:”王观堂先生学识广博,但其兴趣常转变,若专以为之,其所成就当更大。”因是初见,承谆谆相嘱,故记忆深刻,长期志之不敢忘。翻阅书史,以唐、宋、辽、金、元为主,不敢多读汉唐以前书。在此千年诸史之中,尤以《辽史》记载最阙漏,遂以厉、杨之书附《辽史》,并以五代、宋、元诸史及《册府》、《会要》、碑志、杂记补其阙,参取钱大昕《考异》、陈汉章《索隐》汇集一编。
“七七”以后,携之转徙后方,亦未多有增益。迨太平洋战起,已知胜利可望。三台东北大学成立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金静安先生主其事,急欲有所撰作公于世。述被借聘襄赞之,研究东北、辽金史。但久与沦陷区隔絶,东北重分几省,已莫得闻;经济更无所知。且金先生只半年来三台,半年在重庆,印制设备,仅石印机一台。
远在后方,期以纸墨报国,此书与辽金闻见汇录,均曾列入计划目录。因条理其类例,整齐成书。并以序例寄寅恪先生呈教,重承鼓励,亟欲早见此书出版。但卷帙较重,印制为难。
胜利后,南北执教餬口,友人聂崇岐小山、齐思和致中为言,哈佛燕京社存纸若干,欲排印此书。寻以该校改公立,事遂寝。
徐老特立曾偕王真、刘立凯来舍谈叙,翻看此书,言以后可设法印。
后政府责成顾颉刚先生主持标点“二十四史”,述亦参与其役,“二十四史”点校毕,顾先生以项目向中华书局推荐,承当时当事同意。友人孙楷第子书闻知此事,忻喜赠诗,有句云:“老来见笺注,忻喜眼犹明。”但1975年并未付印,仅与总编赵守俨、姚景安签订排印办法、体式。1980年排印全辽文,述病卧阜外医院,由文学组主编黄克与小女陈正核对排印。病愈,陆续增益为本书新资料。今当此书付排,略志过程如右。
一九九○年十月
陈述
于北京西郊法华寺村和平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