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供给主义经济学领军人物、著名经济学家,滕泰先生曾应两届总理邀请“问策中南海”,并在2015年11月9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作了《从供给侧改革,全面降低企业成本,开启新增长周期》的汇报。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翌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强调“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
本书为滕泰先生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理性著作,亦可作为深入全面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这一全新概念的辅助读本。
引言
供给侧改革,从财富原点出发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的某一阶段,几乎在一夜之间,各界人士都知道了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仿佛都弄懂了宏观调控,把这些需求侧管理的手段当成宏观经济学的全部,越来越少思考财富的源泉、财富的流动和公平分配等问题。面对“一脚刹车,一脚油门”的现象,面对忽略五大财富源泉的供给潜力、供给结构、供给效率,忽视要素贡献、要素报酬与财富公平分配等误区,我们不得不从供给侧回到财富的原点,致力于围绕五大财富源泉开展相关研究探索。
从经济学思想史的角度看,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的《国富论》中就从劳动的供给质量和劳动力的供给数量角度分析了制度和社会分工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之后,熊彼特以“创新理论”解释经济增长过程,认为生产技术的革新是驱动经济螺旋式发展的核心力量,认为技术和制度的破坏性创新(Detruptive innovation)才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库兹涅茨则更多地从投入产出角度分析经济增长,并将经济长期增长要素归纳为人口增长、生产效率提升、经济结构升级、社会结构转变等。上述理论无一例外地从“供给”的角度解释经济增长并提出各自的政策主张。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是上述三种经济增长理论的综合体现:20世纪80年代的制度改革开启了中国经济的“斯密增长”模式主导的时代,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持续的人力、资源、资本、技术投入换来了“库兹涅茨增长”为特征,兼具“熊彼特增长”的时期。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还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逐步适应与改革中,宏观管理的思路更多是计划性的,以各种规划、计划、产业政策作为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手段。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调控接替了政府的计划之手,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手段,而且影响越来越大。
中国第一次系统的需求管理政策始于1993年到1996年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适度从紧”。在之后的二十年里,中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期,宏观总需求之手频繁出击,然而非但没有熨平周期,反而放大了中国经济的颠簸;不但没有拉长周期,反而使经济周期越来越短。不仅如此,每一轮“油门”踩下后,都遗留下大量的过剩产能、银行不良资产、地方政府债务;每一脚“刹车”踩下去,都造成高利贷泛滥、中小企业大批倒闭、股市暴跌。进一步讲,每当经济政策着眼于总需求和短周期管理,就难免造成对供给面和经济深层次改革的忽视。
2010年一季度以来,由于各种原因,中国经济事实上经历了两次货币政策紧缩:一次是2010年至2011年为了控物价、控房价的双紧政策;一次是2013年“钱荒”以后企业实际融资成本迅速攀升。而与此同时美国、欧洲、日本连续执行货币量化宽松政策,结果美国逐步走出危机、反弹复苏,而中国经济却连续五年下行。
当我们沿着总需求路线“踩刹车,踩油门”的效果递减后,同时,如果换个角度来看看“发动机”,从供给面,从财富源泉分析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就会别有一番天地。
2012年11月,我发表了《新供给主义宣言》,提出了“淡化总需求管理,从供给侧推动改革”的基本主张,提出了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从供给侧出发的各项改革主张。2013年以来又发表了十多篇文章呼吁从供给侧发力重启改革。与此同时,其他学者也开始在不同场合呼吁,更多从供给面去管理中国经济。2015年11月9日,我应邀参加了李克强总理召开的国务院经济形势分析会,并做了《从供给侧改革,全面降低企业运行成本,开启增长新周期》的书面和口头汇报。11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1月1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也提出“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11月19日,国务院发布《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 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政界学界开始密切关注“供给侧改革”,且热度不断升温。之后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作为党中央和国务院深谋远虑的战略性正确选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被总书记、总理在多个场合多次提起,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其为适应新形势的主动选择和必然选择,中国掀起了一场“供给侧觉醒”的浪潮。
“供给侧”听起来也许陌生,其实就是生产侧,就是财富的源泉以及财富生产、创造、流动与分配的规律。我在2009年《财富的觉醒》一书中,主要从财富的源泉形态演化、分配规律、国家财富的增长战略和软财富观等方面,探讨了百年财富繁荣的种种规律,以求从国家、企业、个人等不同层面在财富观和财富战略上带来觉醒。本书作为《财富的觉醒》一书基础上的延伸,更重要的是阐明了“供给侧觉醒”必须回到财富原点的思想。只有回归到财富创造源泉这个最基本问题,把眼光从“刹车、油门”转向“发动机”才能真正深刻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方向。
本书首先分析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多周期叠加、三大投资增速断崖式下滑、长期动力不足和“中等收入陷阱”等严峻挑战,从经济周期的运行规律入手,结合新供给主义经济周期理论,分析中国经济下行的主要矛盾和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第二篇,供给侧的财富源泉,从人口、制度、技术创新等生产要素出发,探索了财富源泉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和影响方式。第三篇,着重对比了生态财富、硬财富和软财富时代财富创造与分配的规律,并针对正在到来的软财富时代,提出了国家、企业和家庭的应对之策。最后一篇,在全球财富视角下,探讨了贸易战略、金融战略对于财富跨国流动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总之,供给就是财富的创造与生产,供给侧的觉醒,本质上就是回到财富的原点,从财富的源泉、财富的形态、财富的创造规律、价值规律、分配和流动规律出发,找回经济增长的动力、经济均衡的规律以及国富民强的战略。
新供给主义认为,农业生态财富的源泉受制于地球表层生态环境、动植物生长规律、人们的生理需求等约束,其增长前景是有限的;同时认为工业硬财富源泉因为受到地球非生态资源和人们的需求限制,其增长前景也是有限的;只有知识产品、信息产品、文化产品、金融产品及服务为代表的软财富增长空间是无限的。在农业生态财富和工业硬财富的领域,无视供给和需求约束,盲目扩张生产必然造成产能过剩、资源浪费、环境不可持续等问题,只有大力发展软财富,增加新供给,才能不断优化供给结构、创造新需求,引导经济进入供给、就业、需求、创新互相促进、不断优化的良性循环。
未来的新供给和新需求在什么地方?在五大“软财富”领域,即知识财富、信息财富、文化财富、金融财富以及其他的社会服务业。为什么是软财富?这五大软产业的财富源泉不是地球资源,办教育也好,拍电影也好,虽消耗很少的地球资源,但是主要的财富源泉是人类的思维和人类的活动,这代表了未来发展方向。这五大软财富领域在美国经济中占79%,而在中国只占49%,差30个百分点,这就是我们的未来。
对那些硬财富的制造业怎么办?要通过转型升级,在传统硬财富制造业上培育更多的软价值。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更新供给结构,大力发展知识产业、信息产业、文化产业、金融产业及其他社会服务业等软财富行业,同时在传统硬财富制造业上培育更多的软价值。正如全世界的人都吃着农民种的粮食,而几乎全世界的农业都是被补贴的对象一样,未来的硬财富制造业的价值也必将走向同样的命运—全美国的人都开着底特律的汽车,而且汽车装潢、汽车金融、汽车广告、汽车4S店都挣钱,只有造汽车的底特律经济一片萧条。那些真正赚钱的汽车制造商,
比如奔驰,他们认为自己卖的不是汽车而是艺术品,只是碰巧它会跑;最有前景的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卖的也不是交通工具,而是环保和时尚。
在2015年11月9日国务院第一会议室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李克强总理听完专家关于经济结构转型的有关汇报后谈道:“以前我们创造财富主要依靠劳动,今后更多依靠人的智慧。”“一个传统服装企业和一个智能可穿戴设备企业,两个结合一下,就可以创造新供给、产生新需求。”对前一阶段国人跑去日本买马桶盖的例子,总理说,日本人做的不仅是马桶盖,而是健康、保健品。总理所讲的道与我汇报的新供给软财富理论是所见略同,但总理用更通俗的语言阐述了传统产业转型的道理,也明确指出了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方向。
从长期来看,需求端的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并不是财富真正的源泉,它们仅仅是价值实现的条件,供给侧的创造财富的能力,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人口、土地、资本、技术、管理五大财富源泉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未来中国“库兹涅茨增长模式”仍然能够延续,但应该通过“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的系列改革措施,刺激新的“熊彼特增长”,并通过深化制度改革,重启“斯密增长”,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更有效率地充分涌流,让改革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滕泰
2016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