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与《史记》的交往,大约已经有六十个年头了。最早是在旧制高中的时候,我曾读过一本名为《史记通鉴抄》的教科书。进入大学后,虽说硬着头皮一睹《史记》的真貌,但也没有到每天都要翻阅《史记》的程度。不过,在思考中国古代历史的时候,必定会时常感觉到有参照《史记》的必要。
司马迁在创作《史记》的时候,是打算将其写成一本包括当代在内的中国通史的。但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看来,它也不过是作为中国通史一部分的古代史而已。他独特的史观,今天也无法直接运用。但《史记》作为中国古代史上重要的根本史料,这一点是不变的。可以说,正确解读《史记》就是正确理解中国古代史。
大约是刚从大学毕业的时候,友人从中国归来后向我询问道:日本有哪些研究《史记》的学者呢?我被他的问题难住了,日本很少有这样的文献学者,即便说研究《史记》,也多半是站在历史学的立场上运用《史记》。这不如说是理解《史记》的捷径,所以日本的研究方法与中国有着各自特色。
关于《史记》,我至今写过相当数量的论文,而且可以自豪地说,我不止一两次地发现了以往研究方法所没能读懂的问题。此次在岩波新书中解读《史记》,我心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方案,正在为选择哪一种而苦恼。
一种是基于我已经发表的论文加以衔接,以简单易读的面貌呈现给读者。我们无法指望学术论文能有太多人去阅读,所以迎合着新书做一些改写也绝不是没有意义的。
另一种是索性重新构思,以尽可能不使用已发表的论文作为方针,从完全不同的角度重新起稿。新书就像一个新的容器,如果盛放的不是原本就为此准备的材料,就无法保证每一个角落都能严丝合缝。不过是否能够赶上时间的限制,这也是一种冒险。
但实际动笔后才发现,这样的犹豫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自己所写的内容,最终自然就倾向了没有使用过的材料。与此同时,我也不得不意识到新书要便于读者阅读,记述上自然无法与学术论文相比,到处都会有不充分的地方。阅读本书的读者们如果也有同样的感觉,请进一步阅读书后刊载了标题的我的相关论文,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形成独立的关于《史记》的看法。
昭和五十四年(1979年)二月
宫崎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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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希索斯 2018-02-24
老先生对中国、日本传统的史记研究方法都不太满意,他提出的观点颇为新颖:“鲁国拥有着如同古希腊的雅典一样的地位”、“孔子说的仁,有时候翻译成自由最为通顺”等等。很好看,杨照写论语等等典籍的方式,与此也有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