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明复回忆录》（一）（二）两卷，讲述了作者少年时代、大学岁月、翻译生涯、文革遭遇以及恢复工作后的许多往事。全书跨越的时间超过半个世纪，从九一八事变到新中国改革开放，涉及众多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 　　阎明复是中共谍报英雄阎宝航之子，在书中，作者亲切回忆起自己自幼随父母频繁接触中共早期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周恩来等曾是"阎家老店"常客）的别样年少时光，回忆起抗战岁月父亲身边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们毅然决然献身民族解放事业。书中详细记述了作者从"哈外专"毕业后，在全总和中办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彭真等领导人做了17年俄文翻译的非凡经历，其间亲历国际共运的转折历程和中苏关系由"蜜月"走向分裂的全过程；书中还有作者对"文化大革命"中自己受迫害被关进秦城监狱的痛苦回忆，直至恢复工作后任大百科出版社副总编时，积极选调大批尚未摘帽的"右派"高级知识分子参与编撰大百科全书的诸多往事。本书饱含了作者对家国命运的拳拳深情，具有独特的文献史料价值，其中许多有关国际共运和中苏关系的史料尚属首次公开。

阎明复（1931- ），辽宁海城人，1931年11月出生于北平。战乱年月从小随父母不断迁徙。抗战时期，在重庆巴蜀小学、南开中学读书。1947年，到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学习。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从事翻译工作，1957年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1967年被关进秦城监狱。1975年恢复工作后，历任中共中央编译局毛泽东著作编译室定稿员，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辑；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中共十三届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兼统战部部长，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1年，任民政部副部长。1997年至今，历任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会长、荣誉会长。

周伯伯原来就是周恩来
　　那时，周恩来伯伯、董老常常到我们家里来。
　　当时并不认识周伯伯他们，更不知道到家里来做什么。但是，只要有一个装有木腿的叔叔（后来才知道他是协助周恩来管情报工作的王梓木）来家，接着就有叔叔、伯伯来。他们一进门就到二楼中间的一个房间去。这个房间的窗户只通天井，比较严实。妈妈告诉我们，他们在里面打麻将，不要进去捣乱。
　　有一次，爸爸从他任职的大同银行专门请来一位厨师做饭给一位客人做寿。那天来了许多人，大家都很兴奋，喝了好多酒。客人是谁我们都不认识。直到1944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才晓得这位客人就是周伯伯。
　　还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六的傍晚，爸爸、妈妈带着我到陶行知先生办的育才学校礼堂去看学生演话剧，剧名叫《秃秃大王》。整个礼堂都坐满了观众。快要开演时，突然闯进了许多警察和宪兵，其中一个人走到舞台上说这场话剧攻击领袖，禁止演出。下面马上乱成一团，有人同他们争论，吵得很厉害。
　　爸爸带我们出了剧场，叫了两辆黄包车坐上走了。本来以为是回家，后来却到了七星岗下面的民生路，在一个小巷子口停下来。由边门进了新华日报社，爬上一道很窄的楼梯上了二楼。在那里有一个中年的叔叔等着。他那两道浓浓的黑眉让我认出就是那位在我们家过生日的客人。爸爸让我叫他周伯伯。他把我拉过来坐在他腿上，问几岁了，还问长大后要不要像哥哥、姐姐那样去延安。我说："我不去，太苦了。"周伯伯听了大声地笑起来了。爸爸说我没出息。之后，爸爸同周伯伯谈了很久才回家。
　　后来才知道周伯伯就是周恩来。
　　"六五较场口隧道惨案"
　　1941年，日本人为了逼迫蒋介石投降，加紧进行空袭，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六五较场口隧道惨案"。
　　6月5日，从傍晚起至午夜，24架日机分三批飞入重庆，对市区主要街道和居民区实施"轮番轰炸"。当警报拉响时，市民为躲避空袭纷纷涌向防空隧道，位于重庆闹市较场口的大防空隧道，因为涌入避难人数过量，部分通风设备未启动，有的通风口又被炸塌，通风不足渐渐致人窒息。后来听大人讲：恰巧悬挂着的"挂球"绳子意外断了掉下来，里面的人群以为警报解除开始向外涌，而警报一直未解除，洞门并没打开，外面的人向里涌，避难人群因呼吸困难拥挤在洞口，造成互相拥挤、践踏，大量难民窒息，数千人死于隧道中，现场惨不忍睹。
　　父亲当时是"重庆空袭救护委员会"抚济组组长。时值盛暑，尸体腐化的臭气逼人，负责善后救济的父亲亲临现场指挥运尸，一连几夜未合眼。由于数日劳累，加之愤懑悲伤，他身心交瘁，竟晕倒在泥水中。
　　国民党军警进去进行所谓"抢救"，实际上是去抢劫，使一些可以被救活的人也死了。爸爸回家后脸色很难看，大骂国民党。中共南方局的《新华日报》发了"大隧道惨案"的新闻。国民党为了掩盖真相，发布一条消息说，蒋介石亲自在"唯一"电影院旁的大隧道洞口坐了两三个小时，只看到抬出几具尸体，说明没有死多少人，妄想掩盖真相。爸爸向《新华日报》提供了好多材料，《新华日报》继续进行了揭露。后来，爸爸被撤了职，不再担任赈济委员会顾问和抚济组组长。
　　重庆南开中学张伯苓校长
　　作为南开的学生，最让我们敬仰的人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教育家--张伯苓先生。
　　重庆南开中学是我们的张伯苓校长高瞻远瞩，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就亲自来重庆选址建设的。我在南开的时候，每周的星期一上午，全校学生都要到大操场集合，举行总理纪念周。操场位于校园的中央，把男生部和女生部一分为二。操场北侧看台的中间设有主席台，对面南侧坡上用两色草组成"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纪念周开始的时候，老师带领我们朗读总理遗嘱，接着是张校长训话。张校长身材魁梧，声音洪亮，身着长衫，只要他站在主席台上全场立刻肃静下来。
　　七十前，老校长讲了些什么，我大都回忆不起来了。但是校长讲的几件事却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中。他说，南开的学生中最好的学生就是周恩来，虽然他是共产党人，我还是要说，他品学兼优。在天津南开中学，学校男生演话剧《一元钱》，剧中有一个女角，没人扮演，周恩来就承担了这个女角，非常出色。他现在常来学校看望我。蒋委员长也常来看望我。校长说，我们中国人像一盘散沙，不团结，所以受日本帝国主义欺凌。他拿出一支筷子，稍稍用劲一折就断了，接着又拿出一把筷子，百折不断。他说，中国人要团结起来，就没有任何力量能折断我们，就能打败日寇。张校长在训话中苦口婆心地讲解南开的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他说，"日新月异"就是希望我们南开的学生每天每月都在进步，要有不断进取的精神。"允公允能"就是我们南开学生应该为国家尽责，为大众做事，就是要有能力、有本领。"允"，含有应当、不能变的意思。联起来就是当为公能，奋斗终身。张校长提倡的这种"南开精神"，当时我的确不甚理解，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时不时地有意无意地用"做一个合格的南开人"来鞭策自己。
　　南京"下关"事件
　　1946年1月，国民党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压力下，被迫召开有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为促成会议成功，在共产党的推动下，父亲和各界人士成立了"陪都各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先后举行了八次民众大会。
　　2月10日，在重庆较场口举行的庆祝政协会议成功的大会上，国民党特务捣乱会场，殴伤郭沫若、李公朴等人，父亲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奋不顾身与暴徒搏斗，保护了不少在场的民主人士。
　　4月，美国特使马歇尔来华，父亲和李公朴等民主人士代表"东北政治建设协会"和其他二十个团体会见马歇尔，提出解决东北问题的方案。
　　5月初，父亲飞往上海，投身到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斗争的最前线。在上海，父亲同旅沪的东北同乡成立了"东北政治建设协会上海分会"，直接配合上海人民团体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6月初，国民党政府大举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全面内战爆发。6月23日，上海各阶层人民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并推派马叙伦、胡厥文、雷洁琼和我父亲等十余人为代表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呼吁和平。
　　当晚七时半，请愿代表到达南京市下关车站时，立即被特务推入候车室内包围殴打，马叙伦、雷洁琼和我父亲以及来欢迎的南京方面代表叶笃义等被殴伤。在包围殴打中，国民党特务对我父亲狂吼，要父亲跪下。我父亲昂首挺立，怒斥国民党特务道："十四年来我没给日寇下过跪。今天，在中国人面前，我更要给中国人保持体面，看你们哪个敢来！你们有枪开枪吧，想侮辱我，绝对办不到！"父亲凛然正气，镇得暴徒们呆若木鸡。代表团全体成员团结一致、坚决斗争，挫败了国民党特务的捣乱破坏，暴徒们最后只好灰溜溜散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
　　代号"阎政"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也没有跟我讲过他过去的经历，没有讲过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情形。即使1952年中央批准他在外交部公开了党员身份后，他也没有专门和我们谈过，也没有公开向社会说他是共产党员。据安全部的一位老同志回忆，"文革"的时候，专案组的人找他外调，都不知道阎宝航老早在30年代就是共产党员了。
　　父亲生前没有同家里人着意去讲"什么时候做了什么工作"，"什么时候入的党"……其实，他加入共产党的事，很有意思。直到"文革"后，我才听见我父亲的老战友、他的入党介绍人刘澜波大叔详细的讲述。
　　当时，"文革"中受尽折磨、身患重病的刘大叔住在阜外医院治疗，我去看望他。他对我说，当年你父亲入党的情况，应该向你讲讲了。刘大叔说，1937年你父亲入党的时候，共产国际不同意。我不解地问，中共吸收党员为什么要报共产国际呢？他说，当时中共是共产国际的支部，所有重大的事情，都得报告。发展吸收你父亲入党是一件大事，所以得向他们报告。延安报告了后，共产国际答复说阎宝航是国民党上层反动分子，不同意吸收入党。周恩来说，毛泽东说过，国民党可以从我们的队伍里把人拉出去，我们也可以从国民党的队伍里把他们的人拉过来。当时党内也有人议论，说你父亲社会关系复杂，周恩来说，你关系不复杂，但是阎宝航能做的事，你做得到吗？我们吸收一个党员不是看他出身怎样、社会地位怎样，而是看他的共产主义觉悟，有没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决心。刘大叔说，当时决定由周恩来和我介绍你父亲入党，作为秘密党员。他记得周恩来给你父亲取了个代号"阎政"。时隔四十多年，我才从刘大叔那里了解到父亲入党的详情。我想，如果刘大叔没有讲出来的话，父亲秘密党员的代号"阎政"可能至今也无人知晓了。
　　从基督教徒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父亲自幼家境贫寒，无力上学，给村里大户当猪倌。后因私塾老师发现他天资聪颖，免费收他入私塾就读，后就读于奉天两级师范学校。当时在沈阳，有一个来自西方的组织--基督教青年会。父亲在奉天两级师范学校上学时，就同母亲高素桐一起入了基督教。
　　1918年，父亲以全优的成绩毕业于奉天师范后，婉言谢绝多方的聘请，担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学生部干事。父亲在基督教青年会时，完整地读过《圣经》，也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普赖德引领下接受了洗礼。那时的父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我们几个孩子出生时都按基督教传统接受洗礼。但后来，随着东北时局的变化，父亲越来越多地参与社会活动，他的人生之路也慢慢开始变化。
　　父亲一直崇尚"教育救国"。1918年，在基督教青年会的支持下，办起了贫儿学校，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张学良将军的大力支持，到1928年已发展到总校一所、分校四所、学生两千余人。
　　1927年至1929年，父亲就读于爱丁堡大学。1929年春，父亲学成回国，此时普赖德要卸任回国，他便劝说父亲接替他，出任总干事。过去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的总干事都是外国人，父亲是第一个担任此职的中国人，这也是非常少见的。父亲担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后，青年会发展得特别快，张学良赞助他一笔钱重新改造，将青年会一个小楼盖成四层大楼。青年会的旧址现在还保存在沈阳。父亲在青年会同张学良将军交往密切，逐渐成为莫逆之交，成为张学良将军的主要幕僚之一。
　　张学良将军主政东北以后，日本军国主义加紧了对东北侵略步伐，父亲和其他的东北爱国志士相继组织起"东北国民外交协会"、"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辽宁省拒毒联合会"三个反日群众团体，分别被选为主席、总干事、会长，带领民众三次焚毁日本浪人贩卖的毒品，被誉为"今天的林则徐"，进行了一系列反日斗争。他第一个把日本侵华的秘密文件"田中奏折"译成英文，公诸于世，有力地揭露了侵略者的野心。
　　"九一八"事件后，父亲被日寇悬赏追缉，逃亡北平，联合高崇民等于9月27日发起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父亲任常委兼政治部长，为抗日救亡而奔走呼吁，并募集钱款衣物援助东北义勇军抗日。
　　1934年，蒋介石为拉拢张学良，和张学良倡议成立并领导的、由蒋、张二人的亲信组成的秘密机构--"四维学会"，父亲被任命为理事。1934年，蒋介石发动了"新生活运动"，他被任命为蒋介石和宋美龄主持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的总干事。1934年到1936年年底，正值"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创建时期，父亲跟随蒋介石夫妇到各地宣讲"新生活"，建立分会。
　　这个"新生活运动"，是由当时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亲自发起的一场全国性的运动。蒋介石在这个"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亲自任总会长，宋美龄是指导长。据过去一些老同志回忆，当时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蒋介石和父亲是共用一个大办公室。实际上蒋介石也好，蒋夫人也好，是拿这个新生活运动，作为对共产主义思想传播的一种抵制，具体的事情都让我父亲做，这样父亲就很自然地和他们之间形成了一个比较密切的关系。据一些老人回忆，当时有一些达官贵人想要见蒋夫人，都要先往我父亲那儿打电话、登记预约，然后，我父亲请示蒋夫人来安排，由此结识了一大批国民党的党政军各界高官。1935年，父亲又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少将参议，实际上是大副官，更成为上层达官贵人竞相交结的人物。
　　此间，父亲会同东北的爱国人士联名致函张学良，提出停止"剿共"、国共合作、一致对外的建议；并于1936年11月14日在西安同卢广绩、王化一、王卓然等东北爱国人士谒见张学良，进行六小时长谈。张学良明确表示不再参加打内战、实现联共抗日的决心。同年12月12日爆发"西安事变"。12月28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失去自由，接着受审、被监禁。父亲义无反顾地为张学良获释奔走呼号，四次前往奉化，向蒋介石请求恢复张学良自由，均遭拒绝。此后，因为他是张学良的亲信，蒋介石改组"新运总会"，将父亲的职务降为副总干事。父亲反而更积极地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
　　还在20世纪20年代，在中共派到东北来建党的韩乐然等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我父亲从主张"教育救国"逐步接受了共产主义世界观，成为东北地区最早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和马列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并积极支持共产党人在辽宁的建党工作。1937年，周恩来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秘密党员。父亲正是利用了自己结识社会"达官贵人"和大批国民党党政军各界高官的特殊身份，积极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开展地下情报工作；掩护中共的地下工作者。在此期间，父亲并没有终止抗日救亡的活动。这时父亲的主要精力放在"东北救亡总会"，这是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成立的东北民众的抗日团体。
　　抗战爆发后，他被任命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同时还任重庆市动员委员会设计委员、国民政府中央赈济委员会顾问、陪都劝募公债运动主任干事及重庆空袭救护委员会抚济组组长。另外，还在大同银行、大明公司担任要职，还是中苏友协等民间团体的理事。
　　父亲接触的面比较广，在蒋介石和宋美龄身边工作期间结交的人很多，知道很多情况，依照周恩来的重托，收集各方面的动态，在我党隐蔽战线默默工作……
　　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
　　至于我父亲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做情报工作的事情，父亲本人从来没在我们子女中间谈过。我是在1962年春天，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才获悉的。
　　当时我已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工作。1962年3月初的一天晚上，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那里，我看到一封信，是父亲写给周总理的，信很长，周总理有个很长的批示，我就看了看批示。我记得的就是：宝航同志所述经过属实。父亲给周总理的信落款是1962年3月4日，周总理的批示是３月６日。周总理把信批给杨尚昆，请他阅后转给中调部。
　　星期天我回家，问父亲："您最近是不是给总理写了封信？"他说："是啊，你怎么知道？"我说："在尚昆同志那里看到的。"这样，他才讲起了这段往事。
　　当时因为中苏关系紧张，周总理在一次中央的会议上讲述了中苏关系的历史、分歧的由来，发展到目前这个地步的原因。周总理指出，苏共和中共向来是互相帮助的，不是苏共单方面帮助我们，我们也帮助了苏共。希特勒进攻苏联之前，我们就得到了德国进攻苏联的日期的准确情报。周总理说，他得到这份情报，马上发报延安，延安马上发给苏联。战争爆发后，斯大林还专门回电给毛泽东表示感谢，说是由于中共准确的情报，他们提前进入一级战备。这是一封感谢电报。接着周总理说："我忘记了这个情报是谁给我的。"我父亲听说后，就给周总理写了封信，提到这件事……1941年春天，周恩来交给他这个任务，要他与苏联使馆的武官罗申联系，由他来传递情报。父亲向我讲了他向苏联提供的两份重要情报，一份是提前得到关于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的日期的情报，另一份是有关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布防的详细情报。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听到父亲亲自讲述自己的情报生涯。
　　解救徐中航
　　徐仲航徐叔是地下党员，长期参加"东总"的活动，刘澜波、于毅夫先后撤离重庆到延安后，南方局决定他参加"东总"的党组，所以他知道我父亲是党员，以及许多机密。同时，徐叔又是另一个地下情报组的负责人，其成员之一沈安娜，一直打进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任机要科速记员，得以参加国民党的高级军政会议，她所接触的机密可想而知，而且她得到的情报都是通过徐仲航转报周恩来。当时，徐仲航的公开身份是一家国民党御用书店的高层管理人员，而为了更好地掩护，沈安娜女士通过关系，介绍徐仲航加入国民党，成了特别党员。所以，徐仲航的被捕马上成为周恩来及南方局领导极其关注的大事。
　　1942年8月的一天，我放学回来，感到家里气氛异常沉闷，大人们的脸上流露出从未有过的焦虑。那天，父亲很晚才回家，沉默无言，相伴多年的母亲当即猜出来是出事了。原来，近几天徐叔、李（羽军）叔和孙（复起）大哥接二连三地都被抓起来了。他们三人被分别关押在敌人的监狱。孙复起经不住毒打，叛变了，"东总"的事他都讲了出去，可他不是党员，知道的秘密很少，他的叛变不会有实质性影响；但他变节的消息传来，使敌人监狱里的情况变得复杂难料。与徐仲航先后被捕的李羽军，公开身份是中法比瑞文化协会秘书长，在敌人的酷刑下，他很顽强，直到打得吐血而死。特务们把全部的希望都放在徐仲航一个人身上。作为"东总"地下党党组成员之一，徐仲航知道父亲是特别党员，掌握重庆村十七号里的很多秘密。大家担心他一旦扛不住酷刑，一场浩劫随时就会到来。联系到以前南方局出事的严重后果，父亲陷入巨大的矛盾和焦虑之中。
　　深夜，周副主席匆匆赶来重庆村十七号商量对策，要求父亲尽快布置撤退。父亲沉思片刻说，我担任情报工作，不能走。如果我撤退，我领导的情报系统将会顷刻瓦解，大家辛辛苦苦打下的基础都将前功尽弃。父亲当即安排有关人员转移，而他本人则毅然决然地决定坚守下去。
　　当时还有个最不利的情况，有人跟我父亲讲，"徐仲航在背后说过你的坏话，对你不满"。其实是在"东总"的活动中，徐叔总是主张放开手脚，轰轰烈烈地大干，和我父亲强调保持谨慎的意见常常不合。我父亲说，这个不要再考虑了，徐仲航不是这样的人，不会出卖我。当时大家商定，还是应密切关注徐仲航在监狱里的表现。
　　父亲让母亲和家人赶做御寒的衣服，托人给徐叔送去。我想，父亲当时一定很紧张，但是又不动声色，他急于知道徐叔在狱中的表现。父亲的朋友很多，三教九流无所不有，究竟通过谁打听到狱中徐叔的表现呢？我当然不知道。但我估计，当时经父亲、高崇民高老同意后加入军统，成为军统设计委员的王化一王叔很可能是渠道之一。当时王叔加入军统时，"东总"的几位领导人给王叔提出的任务，就是打听张学良的情况、了解被特务关押的东北乡亲的情况并设法营救他们。王叔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后来得知，在狱中徐叔遭到种种酷刑，老虎凳、烙铁烧、辣椒水、电击……在这样一次次严刑拷打下，体无完肤，但他视死如归，毫不动摇，始终没有说出党的秘密。他用东北汉子的铮铮铁骨，使整个危机不致演变成为一场灭顶之灾。事后徐叔说，收到阎大哥送来的大嫂为他赶做的御寒衣物，知道阎大哥和组织上一定设法营救他，更加坚定了信心。
　　当时，要从敌人的监狱中放出一个人来是极其困难的。在国民党高官里，李济深德高望重，时任国民政府战地动员委员会主席，也算是父亲的好友。王叔建议父亲去找他。父亲找到李济深，跟他说徐仲航是我老乡，跟我在"东总"多年，忙的都是抗日这些事儿，他怎么会是坏人呢？他们恐怕是抓错人了。在父亲的再三请求下，李济深终于拨通戴笠的电话，跟他商量，如果没什么大问题，是不是可以先放人，由阎宝航作担保。戴笠从徐仲航那里什么也没榨出来，正要找台阶下，便勉强答应放人了。这样，父亲终于化解了这一危机，继续从容不迫地做他应做的工作。
　　父亲把徐叔保出来了。但保出来之后住哪儿呢？徐叔一直没结婚，没有家，后来妈妈说就接到这儿来吧。接回家里，我凑上去看了一眼，被吓坏了，转身就跑。特务用竹劈子把他的肋条骨之间的肉皮都给他挑掉了，遍体鳞伤，没有个人样儿。但他真是条好汉，一句话都没说，保全了组织。
　　（阎宝航获取纳粹德国对苏联情报和日本关东军布防情报）
　　当时希特勒已制定了进攻苏联的计划，他们向国民党政府透露了德军准备进攻苏联的消息。得到情报，重庆的国民党上层欣喜若狂，他们做了很多美梦，苏联被德国消灭，日本可以腾出手来打共产党。那几天国民党上层的气氛整个与平时不一样，喜气洋洋的。在一个小型酒会上，德国武官和国民党要员都参加了。我父亲是陈诚手下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三厅的少将设计委员，他也参加了。父亲感觉到宴会气氛非常高昂，大家兴高采烈，互相敬酒，好不热闹。于是，他走到于右任跟前，于右任告诉他，德军将在1941年6月20日前后一周内进攻苏联。于右老是一个很正派豪爽的人。父亲不动声色，后来又去问孙科。孙科说：是呀，蒋委员长亲自同我讲的。父亲从孙科那里得了证实。之后，他借故提前退出了酒会。
　　我父亲得到情报后很着急，认为这是关系到世界命运的一件大事。因之前同周恩来有约定，有什么事情都通过情报网络来联络，绝对不能去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平时，大部分情况是周恩来到我们家来，现在父亲得到情报，又不能去周公馆。虽然他在重庆是中苏友协的理事，白天可以去苏联大使馆，但晚上又不能贸然而去。怎么办？这个时候，李正文正好在我们家。他就托李正文去，正文叔叔很机警，顺利地完成了转交这份情报的任务。
　　关于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布防的情报，父亲是通过他的老朋友宁恩诚在国民政府国防部三厅工作的内弟钮先铭搞到的。
　　那是在1944年，陈诚给父亲一个任务，了解日本是否会进攻苏联。父亲就有了"上方宝剑"。我父亲同钮先铭在重庆也经常往来。父亲在对他做了几次工作后，就对他说，陈诚邀请我来研究日本关东军的动向，但手中没有资料。钮先铭说，他有材料，就给父亲看，并说：材料放在我这里没用。委员长只准备打到长城，可是你们东北人要打回老家去。你可以拿回去看，但是三天之内必须还给我。这样，我父亲就拿到这份材料，交给苏联使馆，他们很快地照了相就退给我父亲。父亲如期地交还给钮先铭副厅长了。
　　刘亚楼校长
　　20世纪30年代，组织上派刘亚楼将军到苏联学习，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苏联卫国战争期间，他曾在前线指挥红军部队。刘亚楼将军精通俄语，曾将苏联红军的《参谋条例》等一系列军队指挥文件译成中文。在延安时就担任抗大总校的教育长。他深知翻译人才的重要性，所以在解放战争期间，在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下成立了培养部队翻译员的"翻译班"，全称是"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附设外国语学校"，为学校的创建呕心沥血。调集了已到东北解放区的原延安俄文学校的老师和学员担任教职工作，并请来著名的翻译家、教育家王季愚和赵洵主持学校的政治处和教务处等日常工作。他很关心学生的成长。
　　我们在校学习的时候，东北战场正处于由敌强我弱、国民党军大举进兵的局面向我军夺取战场的主动权方面转化，开始主动出击。当时正值东北民主联军三下江南给国民党军队沉重打击的时候……
　　第一次和第二次下江南战役期间，刘校长经常亲自到学校来给全校师生上课，有声有色地讲述民主联军指战员们如何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在风雪交加的日子里昼夜兼程，捕捉战机、英勇杀敌。他给我们讲述了林彪、罗荣桓指挥部队的情景。他说，林总对国民党部队的情况了如指掌，知道敌军部队从战区司令官一直到营长的个性和特点。他熟悉战区的地形，更了解自己部队和他们的指挥官的特点，真正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所以，在作战中能派出最合适的指挥员和最合适的部队去迎战敌军。
　　刘校长还给我们讲了司令部的工作人员如何艰苦奋战，珍惜一纸一笔的情形，就连铅笔也用得只剩下一个烟头儿那么长了还舍不得扔，用纸卷起来继续使用。他教导我们对革命必然胜利要满怀信心，要以民主联军指战员为榜样，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怕牺牲，不怕困难，刻苦学习，精益求精；要我们爱惜公物，绝不大手大脚，铺张浪费。刘校长的教诲始终牢记在我们心中。
　　在此期间，刘校长还给我们上了极其生动的一课。在马家沟时期，我们学校与民主联军司令部办的参谋训练班都住在一幢大楼里，我们经常一天到晚地朗读俄语，吵得参谋班的学生们不得安宁。于是，个别学员就发牢骚，说翻译班的学生一天到晚"放洋屁"。不知怎么这些话传到我们耳朵里，又反映给了刘亚楼校长。于是有一天，两个学校的学员都集合在大礼堂里，刘校长来训话。他说，你们参谋班的学生说他们翻译班的学员"放洋屁"，你们学的《参谋条例》还是我"放洋屁"放出来的呢！原来《参谋条例》是刘校长从俄文翻译过来的。接着，刘校长又对我们翻译班的学员们说，讲你们"放洋屁"，你们就闹情绪，也太娇气了。国民党反动派骂我们共产党是青面獠牙的魔鬼，我们不是照样闹革命么！刘校长语重心长地对我们两班的学员讲，参谋班的学生是老大哥，要关心照顾翻译班的小弟弟；翻译班的同学更要尊重参谋班的大哥哥，他们都是经过战争考验的指战员。你们要互相团结，努力学习，掌握建功立业的本领。
　　第三次下江南后，刘校长就去参加指挥大军解放全东北和全中国了，没再回到哈尔滨。
　　(见证人)
　　我为什么仅把自己确定在"见证人"的定位上。因为当年我仅是个年轻的翻译，是个工作人员，虽然自始至终都是事件参与者，然而，我既不是事件当事人（像康生、伍修权、吴冷西、乔冠华、王力、姚溱、熊复等），更不是决策人（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邓小平、彭真、杨尚昆等），从某种意义上一直是个"旁观者"。只有在多年后的1989年春，中央在商谈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接待事宜时，邓小平提议说："这么多年来，明复一直参加中苏的这些谈判，这次让明复也参加。"这是我首次不是作为翻译，而是作为中方正式团员参加会谈。记得2009年11月4日至8日，江泽民、曾庆红邀请我与李凤林、张德广、李静杰等同志座谈中苏关系变迁过程，江泽民讲道："你给毛主席当过翻译，也给小平同志当过翻译，你最了解情况。"作为亲历者，我曾随刘少奇访苏，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斯大林；和苏联专家在一起的日子感受到两国人民、政府的友好情谊……记述所闻、所见的历史过程和事实，是我这个尚健在的见证人的责任。
　　作为见证人的回忆，我认为，要与以往的当事人或学者写的有关中苏关系的回忆、著作、论文、文章以阐述自己的观点，议论"是"与"非"有所不同，而是要忠实于历史，以交代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叙述历史事件发展的过程、细节为主，为了尽可能将事件的前因后果交代清楚，必要时也转述了以往当事人的回忆作为佐证。至于"是"与"非"应该由读者自己去判断，结论让读者自己去做。
　　由此一来，为了再现真实情景，这部回忆录交代的内容就显得很长、很细致，很可能会给人以冗长、繁琐之感，特别是对中苏双方争论过程、会谈过程的记述……在这里，我之所以没有特意去概括、去提炼，也是怕在这一过程中加进和融入主观性的东西，或是不经意中去掉了隐没在细节中的有用信息；另外，当年经历和参与过的当事人和决策者，健在的越来越少了，这部回忆录再不全面客观交代、讲述这段历史全过程，恐怕以后就不会有既亲身参与或者说经历过那段历史，又有机会接触第一手资料，能全面记述那段历史过程的书籍问世了。
　　所以，愿意了解那段历史的读者，就请耐心地看完这部回忆录，但愿会有所收获。
　　工作中吸取教训
　　1953年9月至12月，天津干校举办的第三期，也是最后一期培训班，请来了第三批苏联专家，讲授工资问题、劳动保护问题。
　　他们到北京后，全总领导赖若愚、中国铁路工会主席李颉伯，还有其他领导设宴欢迎他们，向他们介绍中国工会的工作情况。
　　在北京住了几天，由我陪他们到处参观，去八达岭长城、颐和园、故宫、天坛等。有一次汽车从东单往东四那边走，路过外交部街，我就说："这是外交部街，外交部就在那里！我父亲他们家就住在这个胡同。"这本来没什么意思，一般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啊，知道了！"而库良勃克却说："你父亲的家也是个名胜古迹？也值得向我作介绍！"闹得很没趣！但这倒提醒我，跟外国朋友在一起，即使是跟苏联朋友在一起，该讲什么，不该讲什么，要考虑，不能单凭热情，没话找话，所谓内外有别嘛！你看，我只是对他说我的家就在哪儿，我父亲家住哪儿，没想到，他的回答是很不愿意听！这时我就意识到了，我这个话不该讲。因为我与他们是一种工作关系，不必套近乎！吃一堑，长一智。由此吸取了教训。
　　首次出国
　　我第一次出国是1951年11月到民主德国参加世界工会联合会的会议。
　　第一次出国，就面临置装的问题。现在出国穿什么服装都不成问题，只要好一点儿就行了。但那个时候可不行，那时我们在国内穿的都是布制服，而且是清一色的黑、灰或蓝色。代表国家穿这样的服装怎么行呢！所以，第一次出国就有个置装问题，就是每个人在出国之前，按国家规定做两套衣服，西装或中山装，身穿一套，备用更换一套。我当时是做两套西装，费用由国家出，然后自己还要购买衬衣、内衣、鞋袜，这些服装出国回来就归自己了。大衣要量体定做，回国后交公，待他人出国时使用。还有一些其他的准备，如买箱子等。
　　这次出国团长是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他当时可能还兼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国际部部长，也是世界工联理事会成员。代表团成员还有国际部副部长蔡英平。他瘦瘦的，戴眼镜，文质彬彬，人很能干，精通英语，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地下党员。他后来一直主持全国总工会的国际部工作。他爱人沈佩蓉也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英文也很好，现已退休，在基督教爱德基金会做义工。世界工联当时的通用语言是法语，因此还有位法语翻译袁葆华。袁大哥当时四十岁，是位耿直的山东大汉，由于长期生活在法国，法文很好。新中国成立前，刘宁一受党的指派在欧洲从事国际工会运动时，袁大哥一直跟随他当翻译。他也陪同刘宁一参加了世界工联的建立和与自由工会联合会的斗争。我作为俄文翻译一同前往，是因为代表团需要与苏联人打交道。
　　我们乘飞机到达莫斯科，然后改乘火车到柏林。1951年的柏林，刚刚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的磨难，一片瓦砾，断垣残壁。我们住的旅馆在战前曾是座很大的旅馆，战争中被炸去一半，剩下的一半还有不少客房。旅馆一进门是服务台，办理入住手续。
　　那时正是11月初，赶上十月革命节日，我们应苏联驻柏林大使馆邀请参加大使馆举行的国庆酒会。当时苏联驻民主德国大使馆是柏林唯一的一幢完整的建筑，而且是新建的，富丽堂皇。院子很大，有喷泉水池，林荫道，与周围遭受战火破坏的建筑相比更显壮观。
　　参加苏联使馆国庆酒会的客人很多，我们刚进入大厅，就有服务人员端着盘子递来酒、饮料、各式点心。大使馆的官员也迎上来与刘宁一打招呼，表示欢迎。酒会持续时间很长，我们在大厅里走动，遇到世界工联领导人，就用英、俄、法语同他们交谈。
　　当时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苏联外交官很傲慢。有一位苏联官员过来，我就说："为中苏友谊干杯！"可他的反应却是用怀疑的语调说："为友谊？友谊要用酒精来考验？"完全不像我们那样真诚地说为中苏友谊干杯！当时苏联外交官员的冷漠态度确实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到中央办公厅工作后才知道，当时斯大林对中共、对毛泽东是半信半疑的。因为欧洲出个南斯拉夫铁托，有一段时间斯大林一直认为毛泽东是半个铁托。直到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中国决定派志愿军入朝参战后，斯大林才相信中共和毛泽东。后来毛主席在同赫鲁晓夫会谈时也谈到当时斯大林对他、对中共的疑心。难怪1951年11月在苏联驻民主德国大使馆的国庆酒会上，苏联外交官流露出那种不信任的情绪。
　　当时，世界工联大会讨论什么问题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一个话题很热门，那就是各国工会为世界和平而奋斗。参加会议的有各国工会代表和各种职业的人士。记得有位法国神父在会上慷慨激昂地发言，博得不少掌声。当时担任翻译的是袁葆华，他完全能听懂法语，可是用中文表达却不那么流畅。而这位牧师在讲台上讲得又很快，袁大哥翻译跟不上趟。我们代表团需要跟上会场的气氛，表现出我们的态度，如大家热烈鼓掌，我们虽然没听懂，但也不能傻坐着，也得要鼓掌啊！于是袁大哥就想出个办法，根据发言者讲的内容，他暗示大家，应该笑还是应该鼓掌，一切听袁大哥指挥。袁大哥说，"他讲得太好了！"大家就鼓掌。尽管牧师讲什么我们听不懂，但有袁大哥的提醒，大家便鼓掌而不是笑。袁大哥精彩的指挥令我至今不忘。后来他回国了，因为法文很好，就被安排在广播事业管理局对外部，做法语对外广播主要编辑。
　　在民主德国时，主人还安排我们到外地参观。到过马丁堡，是个港口，我们参观了造船厂。工厂也被战争破坏得很厉害，但德国工人还是恢复了厂房和大的船坞并且在造船。工厂领导告诉我们，这是给苏联造的船，用作战争赔偿的一部分。中午我们和工人一起在职工食堂吃饭，在食堂用餐的有上千人。食堂里摆着很干净的长条形饭桌，工人进门时领个长方形的带格子的盘子，排队领菜，菜是红烧牛肉，主食是土豆泥。大家坐在长条凳子上，吃得很香。这就是"土豆烧牛肉"吧！
　　当时东西柏林是来去自由的，柏林主人安排我们坐上中巴在市内游览，一边走，一边告诉我们，这是美占区，那是英占区、法占区。
　　在柏林停留了一个星期我们就回国了。
　　坏事变好事、深圳印象
　　前面我讲的"坏事变好事"就是指这件事。现在回想起来，所谓的南斯拉夫领土上有美国军事基地，显然是对南共、铁托的误解。苏共新领导已公开承认了过去斯大林对南共的错误，推翻了一切不实之词。中共中央表示支持苏共改善同南斯拉夫关系的做法，并同南已建立外交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在北京的展览上竟然还出现标示南领土上有美国军事基地的地图，重复对南共的成见，这无疑是一个粗心大意而导致的重大的政治错误。幸亏南斯拉夫朋友发现这个错误，使得在正式展出前得以纠正。这样就避免了对观众的误导，避免了一场外交交涉和纠纷。我们陪同客人们"硬挤"进展览会是不对，犯了错误，但是因此发现并纠正了一个政治错误，真是应验了"坏事变好事"这句俗话。
　　中央领导会见后，代表团团长斯达门科维奇和团员叶哥罗提亚乘飞机经莫斯科回国。贝戈维奇则取道香港回国，我送他到广州，然后经深圳出境。
　　5月中旬的广州气候炎热，阵雨不断。街上行人大都衣着简单，不少人脚踏木屐，身穿黑褐色的湘云纱的凉衫裤。运送货物多用两轮板车，不少车夫竟是妇女。好多小孩索性光脚在街上走来走去。珠江边停泊着一眼望不尽的一艘艘木船，当地称为"疍民"的水上人家就生活在船上。市内热闹，街道两旁的楼房，像巨大的伞一样，盖在一条条人行道的上面，为辛劳的广州人（当然不仅仅是广州人）遮住了炎热的阳光和急促的雨点。被世人誉为"水果之乡"的广州店铺和路摊上，大都只能见到从北方运来的皱巴巴的苹果。再加上同当地的老百姓靠书写才能沟通的诸多不便，当年的羊城没有给我留下多少鼓舞人心的印象。
　　在当地主人的安排下，贝戈维奇参观了中山纪念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馆、毛主席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等，并游览了市容。对广州到处可见的旧中国的遗迹，贝戈维奇倒是看得平淡。他说："一切都会变的，过几年再来，会认不出来的。"如果他能活到今天，看到改革开放后广州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作为一位共产主义战士一定会感到无比的欣慰，他当年的预言实现了。
　　我陪贝戈维奇乘火车到深圳车站。一下火车，一片荒凉，沿着铁路线有一条土路通向边界，一座桥和长长的多层铁丝网把内地和香港隔开。前来送行的宝安县的县长帮助贝戈维奇很快办好出境手续。我一直送他到桥旁。按照欧洲人的风俗，我们热烈拥抱，同他握手告别，他说，希望很快能在南斯拉夫见到你。我看着他走过了边界桥，走过了铁丝网，走过了港英的哨所，渐渐走远……
　　送别客人后，宝安县长留在站台等着送我，过几分钟，我将乘来时坐的那趟列车返回广州。我问他平时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他的回答简单而又实在："抓偷渡！"当年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脱离实际地超阶段地迅猛发展，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导致大批人口非法移民，致使反"偷渡"成了边境地区行政的第一要务。80年代广东率先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我又一次来到深圳。一座现代化的城市耸然屹立在昔日荒凉的原野上。宝安县的一个年轻县长信心十足地对我说，发展经济是第一要务，"偷渡"即将成为过去，大批的香港同胞将到我们这里来休闲、购物和工作！年轻县长的预测早已为现实生活所证实。
　　回到广州，我到街上买了一只深红色的牛皮箱和一顶圆形的蚊帐。陪同的主人说，北方来的同志到我们广州来大都买箱子，因为这里的皮箱是真牛皮做的，结实！广州的牛皮箱果真名不虚传，六十年前带回来一直用到如今，完好如初，甚至没有"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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