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昆曲界，有一位家门是闺门旦的传承人，她师承周传瑛、王传淞、朱传茗等“传字辈”名家，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昆曲演员；她曾亲历《十五贯》进京，见证了昆曲由衰转兴的全过程；她二十岁不到就已经是浙昆的当家花旦；“文革”后，中年复出，享有盛名，却急流勇退，隐身于讲台后面，成为新中国第一位昆曲女教授；她桃李满天下，经她指点过的梨园人有三十余人获得了梅花奖；她的唱腔与身段处处都是“传字辈”的影子，朴素中显出高境界；她的名字在舞台上已经消失了三十年，却因其艺术魅力而屡屡被人提起，都想一窥其艺术风采。她为人低调，绝少在公众场合露面，积六十年艺术积累始成此书。
她叫沈世华。 

刘序 _1
吴序 _3
迟序 _7
梅序 _12
引言 _1


上篇
第一章  偶遇“国风”意中缘 _3
一、“偶然”的序幕 _3
二、家庭出身：原籍慈溪，生于上海 _8
三、读书兼“蹭戏” _12
四、偶遇“国风” _18
第二章   初识春色在林园 _25
一、艰难的“国风” _25
二、努力练习基本功 _34
三、开始学戏 _37
四、第一次贴片子和第一次演出 _40
五、“小宁波，过来吃大闸蟹” _42
六、你们有没有决心？我给你们看我的决心！ _50
七、临时团部中的生活 _52
八、鞠躬尽瘁的炊事员 _56
第三章   名动京华《十五贯》 _59
一、创编 _60
二、《十五贯》进京 _70
三、周总理来看戏了 _73
四、李少春先生感动得流泪了 _79
五、初执教鞭 _80
六、三个“留学生” _83
七、拍摄电影《十五贯》 _90
八、“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 _94
九、《十五贯》表演精华举隅 _97
十、《十五贯》成功的历史经验 _100
附录1 《十五贯》三份演出名单 _106
附录2 周恩来同志观看浙江省昆苏剧团演出《十五贯》后的两次讲话 _109
附录3与昆剧前辈们在一起 _117
第四章   立雪俞门衣钵传 _123
一、结识俞伯伯 _123
二、艺文并授 _132
三、我一个礼拜重了七斤 _135
四、从“言大姐”到“言老师” _137
五、受赐“衣钵” _142
附录1 造就俞氏型的昆剧人才 _146
附录2 昆黄融会铸成大师 _150

第五章   光阴似水韶光贱 _159
一、成为主演 _159
二、“翻箱底” _164
三、初露头角 _167
四、重学《游园惊梦》 _171
五、编演《桃花扇》 _172
六、编演《西园记》 _175
七、再获殊荣 _184
八、编演现代戏 _186
附录 文化部关于加强戏曲、曲艺传统剧目、曲目的挖掘工作的通知 _192
第六章  辞亲去国意长牵 _196
一、招考“秀字辈” _196
二、不舍的离去 _205
三、特殊的观众 _208
四、拍摄电影《西园记》 _210
五、辗转进京 _220
六、获奖风波 _224
七、最后的嘱托 _230
附录1 幽兰一茎花正开，堪称空谷不凡才 _247
附录2 浙江昆剧团进京献艺载誉返杭 _255
第七章  同心偕老向花间 _259


下篇
第八章  金针度人绣碧鸳 _269
《孽海记·思凡》 _269
《牡丹亭·游园》 _281
《凤凰山·赠剑》 _293
《南西厢记·佳期》 _305
《铁冠图·刺虎》 _318
《玉簪记·琴挑》 _332
《烂柯山·痴梦》 _341
第九章  洗尽粉黛薪火延 _349
一、教学历程 _352
二、教学体会与要点 _359
三、教学步骤与方法 _362
四、不断学习提高 _364
五、对昆剧艺术传承与传播的看法 _365
六、尾声 _372
附录1 沈世华剧目学习师承表 _380
附录2 “世”字辈概况 _385
附录3 王传淞老师谈艺点滴 _392
附录4 中国戏曲学院表演系昆剧专业四年本科教学剧目
安排 _395
附录5 沈世华中国戏曲学院教学情况表（1981—2010） _404
第十章  已发表文章 _412
悼王传淞老师 _412
德高艺富名垂昆史 _414
心香一瓣祭先师 _419
让昆曲这棵幽兰永远扬芬吐香 _428
昆剧的传承，首要的是表演艺术 _431
回眸20世纪的昆曲 _435
让昆剧延年益寿，常葆青春 _444
用心良苦育南枝 _446
第十一章  报刊评介文章 _453
从《思凡》谈到沈世华（吴小如） _453
沈世华的《思凡》（吴小如） _455
喜看北苑秀南枝（吴小如） _457
在严谨中求灵动
——看沈世华演《游园惊梦》（朱文相） _459
一曲《思凡》余音绕（胡世均） _461
浙昆移来一枝秀
——记昆剧演员沈世华二三事（宋铁铮） _464
剧坛师表：钮骠与沈世华（高宜三） _465
昆曲名师沈世华(卢雅存) _467
青俪长驻牡丹亭古韵悠扬满庭芳
——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沈世华(汪株宇) _471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记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钮骠、沈世华
收徒仪式(晓晴) _477

跋：风吹别调亦堪听 _480
后记 _487

沈世华，浙江慈溪人，1941年生于上海。中国昆剧艺术教育史上第一位女教授。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昆剧）代表性传承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戏曲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1953年入浙江国风苏昆剧团（后改为浙江昆剧团）学昆剧表演，工五旦，得到朱传茗、周传瑛、俞振飞等诸名家的亲传和指授，后担任主演。1986年起正式任教于中国戏曲学院。
张一帆，1980年生，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剧研究中心讲师，戏剧戏曲学教研室主任，硕士生导师。先后毕业于浙江大学、中国戏曲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师从周育德、钮骠、周华斌诸先生治中国戏剧史。曾于《文艺报》《戏曲艺术》《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出版专著有《剧学本位的确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7月版）。
钮骠，满族，1933年生于北京。先后毕业于中国戏曲学校与红旗夜大学中文系，师从萧长华、王传淞、吴小如等前辈名家。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京剧）代表性传承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戏曲学院教授、编审，文化部振兴京剧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京剧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任。曾任中国戏曲学院副院长，离休后仍从事戏曲研究及教学工作。

第三章
名动京华《十五贯》

昆剧《十五贯》太出名了，出名在于这“一出戏”“救活”了“昆剧”这“一个剧种” “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最初系周恩来总理看完昆剧《十五贯》后所语，后被引入1956年5月18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标题《 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谈起》。；出名在于1956年就全国巡演，还拍了彩色戏曲故事片 ，使得当时全国千千万万的观众都观赏到了获得新生的古老昆剧，知道了周传瑛、王传淞的大名，为况钟、娄阿鼠的艺术形象所倾倒。《十五贯》在全国出名的时候，我只有十六岁，但几乎经历了这部戏的整个创编过程，今天还有很多历史片段值得回忆。
一、创编
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国风剧团”在江浙沪三地的许多码头以演出“半苏半昆”的戏为主，比如最受观众欢迎的“两捉三记”：《活捉王魁》（全苏）、《活捉张三郎》；《南西厢记》、《贩马记》、《还魂记》（《牡丹亭》）。朱国梁老师的文化水平在“国风”诸位前辈中最高，由他主导，大家为了适应时代的需求和观众的审美爱好，从滩簧、京剧、话剧中吸取营养，编了许多新戏，这些戏吸收传统昆曲古本和民间草根演出的特点，加上朱国梁、周传瑛、王传淞、龚祥甫、张艳云、张凤云、张娴等老师不断演出的打磨，形成了“国风”独有的演出风格：服装、舞台布景虽然简陋，但演员的表演真挚感人，加上剧本的情节引人入胜，很受观众欢迎。
有一个传说：新本《十五贯》排演之前，后来以“访鼠测字”名扬天下的周传瑛先生，曾经在南京请师兄周传沧测过一回字：算算自己和“国风”的前途——传沧老师过去因为生活困顿而改行在南京夫子庙前摆过算卦摊，据说他的算卦水平足以谋生——传瑛先生写了一个“車”字，传沧老师的分析是：“車”字要戴了帽子，成为“軍”字，底下再加上个走之底，才是一个“運”字，所以要想行好运必须得去北边。
不管这个传说是真是假，后来是否巧合，“国风”果然凭了一出《十五贯》北上京城，一炮打响，红遍天下，也算是应了“典”了。
《十五贯》的成功除了有以传瑛、传淞二位为代表的“传”字辈老师经过几十年锤炼出的精湛的表演艺术这个必然性之外，其实也还有很多偶然性。
正如前面所言，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朱国梁老师因为编演了抨击侵华日军的戏，得罪了日本宪兵队和汉奸，被迫带着“国风社”离开上海，辗转江浙沪的许多水路码头。他在艰难困苦中收留了王传淞、周传瑛，使他们有饭吃、有戏演。没有朱国梁，传瑛、传淞两位先生轻则改行，另谋生计，重则穷困潦倒，存活维艰，遑论日后娶妻生子、成家兴业了。事实上，这一番收留不仅是留下了两个人，更是留存了昆剧的血脉。
1952年，在嘉兴获准登记一年的“国风剧团”在松江演出时，郑传鑑、汪传钤两位老师专程从上海赶来，告诉传瑛、传淞：“人民政府要办新传习所哉，请倷们（你们）去做先生。” 周传瑛口述，洛地整理：《昆曲生涯六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7月版，第99页。原来，是上海成立了华东戏曲研究院，院内准备开设昆剧演员培训班，打算邀请散落在全国各地的“传”字辈艺人去担任教师。对传瑛、传淞二位和此时也在“国风”的包传铎老师来说（当时周传铮老师在苏州市昆剧研究会担任曲师，还未进入“国风”），这无疑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可以结束多年的颠沛和艰辛，生活有了安定改善的机会。然而，传瑛先生不得不考虑的是：如果他们这几个“台柱子”一走，“国风剧团”剩下老的老、小的小，从此必然元气大伤，一蹶不振，面临散伙；“国风”一旦消失，当时江浙一带的码头上，就没有能在舞台上唱昆曲的戏班子了。周、王、包几位老师经过商量之后，毅然决定放弃上海待遇优厚的任教机会  据说月工资是一百八十元。，留在“国风剧团”：“要苦就苦在一起，要饿就饿在一起！”——“国风”保住了，全班人马才有在一起排演新本《十五贯》的可能。
清代中期的《缀白裘》里收录了《十五贯》  清代苏州派传奇作家朱素臣代表作之一，因剧情中涉熊友兰、熊友蕙兄弟的冤枉，有双熊入梦启发况钟断案的情节，又名《双熊梦》。其剧情本事系结合宋代话本《错斩崔宁》（后冯梦龙将其编入《醒世恒言·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一回）因十五贯钱错判二人因奸杀人，《后汉书·汝南李敬传》中李敬因鼠穴藏珠珰而去妇杀婢，李渔《连城璧·清官不受扒灰谤义士难伸窃妇冤》中知府为因鼠穴藏珍而招致冤屈的民女昭雪等情节，融入真实的历史人物况钟和周忱合编而成。中《见都》《访鼠》《测字》三个折子戏。据王传蕖先生回忆，“传”字辈所会的传统昆剧《十五贯》，是早年由沈月泉、吴义生、尤彩云、施桂林等苏州昆剧传习所的老前辈传授，后在上海的徐家花园上演过，计有“商赠、杀尤（鼠祸）、皋桥（受嫌）、审问、朝审、宿庙、男监、女监、判斩、见都、踏勘（疑鼠）、访鼠、测字、审豁（审鼠）”等折  见王传蕖口述、朱復整理：《苏州昆剧传习所始末》。。“传”字辈师兄弟们大都演过其中的角色：周传瑛先生先是主要演小生熊友蕙，况钟系老外应工，例由倪传钺老师扮演。而据周传瑛先生回忆，他们在“国风”时期又创排过半昆半苏的《十五贯》，从《商赠》到《审鼠》，共有十二三折戏，其中只有况钟的五六折戏唱昆的，其余则唱苏的 周传瑛口述，洛地整理：《昆曲生涯六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7月版。，由于演员数量有限，传瑛先生就主演况钟了。这一版昆苏合演的《十五贯》，还是传统《双熊梦》的双线结构。因为后来大家都对改编后的新本《十五贯》很熟悉，而这个昆苏合演版本几乎不再演出，所以时隔几十年，我对主要情节的记忆也渐渐有些模糊了，大略是这样的：
明朝，淮安府山阳县有熊友兰、熊友蕙兄弟。熊友蕙在家读书，熊友兰出外在船上做艄公。熊家一墙之隔的近邻冯家有个童养媳叫侯三姑，一日，冯家丢失了一对金环和十五贯宝钞，同时儿子又中毒身亡，偏巧熊友蕙又拿着这对金环到冯家的店铺里变卖，被发现后，友蕙和侯氏被认为是“通奸盗财杀人”而入狱。熊友兰船上的客商陶复朱得知友兰弟弟蒙冤，送给熊友兰十五贯铜钱，让他回家去替弟弟伸冤。
常州府无锡县的屠户游葫芦 改编本多作“尤葫芦”。好喝酒、好开玩笑，从皋桥的胞姐处借了十五贯钱作为继续经营肉铺的本钱，酒醉回家后却对继女苏戌娟戏称这些钱是将其卖给大户做丫鬟得来的。苏戌娟信以为真，连夜逃出家门去投奔姑母，路遇熊友兰，结伴同行。当夜游葫芦被杀，十五贯钱不见踪影，熊友兰和苏戌娟被官差同时抓到，熊身上带的钱正是陶复朱赠予的十五贯，与涉案钱数恰好相同，于是本来素不相识的二人也因“通奸杀人”而被问成死罪……
苏州知府况钟被委任为监斩官，梦见两个野人各衔一鼠乞哀，监斩四人发现案情不实，连夜去向巡抚周忱恳求以官印为押，复审两案，在山阳冯家踏勘发现：冯熊二家的一墙之隔中有一鼠穴，是老鼠把冯家的十五贯宝钞拖入鼠穴，并把冯家的金环拖进了熊家，冯子是误食拌有鼠药的面饼而死，残饼和十五贯宝钞都仍在鼠穴中；况钟又乔装测字先生，在无锡城隍庙听到了陶复朱和娄阿鼠的对话，对娄阿鼠产生怀疑，最终巧妙地套出：原来是娄阿鼠当夜潜入游家，盗取十五贯钱被游葫芦发现，而杀死游。最后，双熊奇冤真相大白，凶手归案，熊友兰、熊友蕙、苏戌娟、侯三姑四人无罪释放。
这版半昆半苏的《十五贯》演出，要连演四天，总共十二个小时左右。
1955年，黄源同志从上海调任浙江省委文教部副部长、省文化局局长。他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没怎么接触过昆剧，1954年在上海华东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看过昆苏的演出，感到很有艺术水平，因此来杭州后常请一些朋友去看昆苏的戏。这年11月上旬，上海电影局局长张骏祥陪同印度电影代表团访问杭州，送走印度代表团后，作为东道主和老朋友的黄源就请他到杭州三元坊解放剧场去看国风昆苏剧团的戏。解放剧场简陋破旧，观众寥寥无几，当晚，剧团演出的就是昆苏版《十五贯》。
曲折的剧情，精彩的表演，特别是况钟、过于执、周忱三个官员的形象深深地吸引了黄源和张骏祥同志。他们全神贯注地看完戏后，张骏祥激动地感叹道：“这戏真激动人心啊！”黄源老更是对《十五贯》这个平反冤狱的情节和苏、昆合演的形式特别感兴趣。根据黄源老晚年的回忆，当时他从自己参加革命斗争多年所得出的政治体会：《十五贯》中坚持按事实办案的况钟与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过于执、周忱之间的冲突，很有典型意义和现实意义，能促使广大干部和观众坚持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精神，反对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他感到，唯心与唯物的斗争古来有之，只要不违反事件发生时的历史情况，以今天的认识高度，可以把这个戏整理改编得更好。于是他很快就邀请周传瑛、王传淞、朱国梁、张娴四位老师去文化局开会，并亲自主持，提出改编《十五贯》，方案是删掉熊友蕙和侯三姑“真老鼠”的那条线，只保留熊友兰、苏戌娟的那条线，使情节更为集中，演出时间缩短，便于到外地演出。周、王、朱、张四位老师表示自己改编有困难，于是黄源就指派越剧团剧作家兼导演陈静（笔名陈思）同志来执笔改编。三天以后，陈静改编的本子就拿出了初稿，把原来的二十几场戏缩短成了七场，黄源同志带着改编好的本子和省文化局文艺处郑伯永处长和陈静等同志亲自来到我们团里征求意见 据张娴老师生前回忆，原本黄源老希望和全团成员共同探讨，但后来发现全团有四十多人，才调整为和代表一起开会。：你们愿不愿意这么改编。大家对这个改本出炉的速度很是意外和佩服，都愿意接受改编。黄源又说：这个戏的情节很好，但是还需要提炼出个主题，就是要立什么。于是让大家一起开动脑筋想，可周传瑛、王传淞、朱国梁、包传铎、周传铮等老师虽然表演经验丰富，但对所谓“主题思想”这样的新名词还比较陌生，所以怎么也讨论不出个所以然来，最后还是黄源老一锤定音：主题就是围绕苏州知府况钟（周传瑛饰演）、无锡知县过于执（朱国梁饰演）、江南巡抚周忱（包传铎饰演）这三个官员的不同思想性格和办案方法来展示。黄源老结合当时中央反对主观主义、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政策形势来分析：况钟，注重实际调查，反对草菅人命，符合马列主义的标准；过于执是主观主义，自以为是清官，凭主观臆测来断案；周忱则是官僚主义，不许况钟轻易翻案。这样一来，一个全新的、主题鲜明的新本《十五贯》就开始排演了，由“江南笛王”李荣圻、周传铮先生作曲、擪笛（陈祖赓先生协助），司鼓项金根，主胡俞金荣，裘云飞先生设计舞台美术。之后的几个月里，我们平时演出《十五贯》，都是白天演昆苏合演版的老本子，晚上演新本子，在几位“传”字辈老师的主导下，一边演出，一边修改打磨。
这一年的年底，杭州市文化局给了“国风”经济补助，使剧团可以暂停日常演出，集中精力排演《十五贯》，同时还从文化馆调潘杰同志来作为联络员。我们排《十五贯》的时候，终于有了专属的临时排演场——在原来蔡同德制药厂的制药工场，离西湖很近，后来这个地方拆建成了现在的华侨饭店。虽说是有个固定的排戏地点了，但条件还是很艰苦，周传瑛、王传淞、朱国梁等几位老师和我们都住在一起。货栈都是老式的砖木结构房子，楼梯板一踏上去就感觉摇摇晃晃的，楼上铺着地板，地板之间缝很大，大到人在楼上，能透过板缝看到楼下的事；房子前面就是药店的养鹿场，晚上睡觉时还经常能听到“呦呦鹿鸣”。
《十五贯》的“排演场”就在制药厂里的青石板地上，正式演出该怎么演就怎么排，龙套一直站着，剧中人物需要跪的就在青石板上照跪不误。一直到1956年初去上海演出之前，我们都一直在那个青石板上练功、排戏。冬天下雪的时候，练功都能感到雪花掉到嘴里。那时我们“世”字辈师兄弟姐妹都还是十几岁的小孩，因为喜欢演戏、有兴趣，就没觉得这样的生活有多苦。更何况，在此之前，我们演出几乎没有什么报酬，三天才能拿到一毛多钱；到了排演新本《十五贯》的时候，不但每个人都有演出机会，除了吃饭之外，每天还能发两毛钱，一个月就有六块多钱的收入，几乎和传瑛先生他们的收入差不多，大家戏称为“原始共产主义”，对于我们小演员来说，这真是优厚的待遇了。
编剧陈静同志也是导演，排戏之余，他还要求我们每个小演员为扮演的角色写艺术自传，这实在是给我们出难题了。先不说大家当时的文化水平都不高，张世萼（金珠）师姐扮演的苏戌娟，自传有内容可写：比如她的母亲是怎么嫁给尤葫芦的，母亲死后，她跟继父尤葫芦在一起又是如何生活的，她那个皋桥的姨娘又是怎么回事……这些内容顺理成章，总是能编得出来——但我们这些跑龙套的——况钟手下站堂口举“肃静”“回避”牌子的青袍也要写自传，可实在是勉为其难了，只能瞎编：我家里是卖豆腐的，穷得叮当响，早上要起得很早去干活，累死累活也挣不到几个钱；来做差人，也能多点收入，所以我就到衙门里来当差了。这样的人物自传简直形同儿戏，其实也没人会认真看，但我们不管是演个青袍还是龙套都很认真地写了自传。后来想想，其实这也是陈静同志有意在锻炼我们的写作能力。
新本《十五贯》中很重要的一场“疑鼠”（又名“踏勘”），在传统昆剧《十五贯》中是发生在侯三姑家的事，是黄源老提议把它改到了尤家，况钟用扇子敲击尤家肉铺板壁的优美身段，就是化用了况钟在侯三姑家发现墙壁上有鼠穴的表演，这段戏是郑传
鑑老师那段时间来杭州时帮着“先生”（传瑛老师）一起“捏”出来的。如今，也成了全剧表演的重要看点之一。
新本《十五贯》1956年元旦在浙江胜利剧院正式演出，通俗的唱词、明快的节奏、曲折的情节、生动的人物，精彩场次迭起的艺术效果和深刻的现实意义，使这出戏与现代观众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票房反应由冷转热，在胜利剧院连演十八场还不能满足观众要求，转到杭州工人文化宫剧场演出两场，接着又返回胜利剧院加演四场。据钱法成 钱法成（1932— ），笔名双戈，浙江嵊县崇仁镇人，肄业于萧山浙江湘湖师范。1950年1月参加工作，曾在萧山县团委和中共萧山县委干校任职。1953年初调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1955年2月调浙江省文化局，曾任浙江昆苏剧团指导员，后任《浙江文化报》编委、《俱乐部》半月刊编委、局创作室专职编剧等职。1963年3月赴京参加文化部全国编剧讲习班学习。1977年任省文化局创作室负责人兼《东海》月刊编委。1979年担任浙江省文联领导兼浙江省戏剧家协会负责人。1980年2月起任浙江省文化厅(局)副厅长，兼浙江省文联副主席，1988年3月任厅长。1993年任省政协常委兼文化卫生体育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后任浙江省剧协名誉主席、省书法研究会会长、省诗词与楹联学会会长、文化部振兴昆曲指导委员会委员等职。长期从事戏曲剧本创作。同志回忆，一个昆曲剧目当时竟能在杭州连演二十四场，是破天荒的事。
1956年初，省文化局安排我们团到上海的永安剧场去演出《长生殿》和新本《十五贯》。永安剧场在永安商场的六楼，商场电梯最高只能到五楼，剩下的那一层，道具、布景就得我们自己搬。有些布景太大，电梯间太小进不去，我们就得从一楼一直扛到六楼。一开始，看戏的观众并不多，后来慢慢地就多了起来。以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同志为代表的中央领导和华东局、上海市的领导魏文伯、陈丕显等同志也来看了，他们对我们团的戏印象都很好，不仅决定在中苏友谊馆剧场为华东局及上海市、区以上干部做专场演出，还决定推荐我们去北京演出。这样，上海的演出还未满期，3月，全团就回杭休整、加工排练，准备进京。
1956年4月1日，浙江省文化局请示省政府后决定，批准民营公助的“国风昆苏剧团”改为国营的“浙江昆苏剧团”，4月5日，“先生”（传瑛老师）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我们由省文化局副局长陈守川和市文化局文化科副科长伍岳带队进北京演出，主要带的剧目是一台新本《十五贯》、一台《长生殿》和一台昆、苏折子戏。至今记忆犹新的是，衣箱上“浙江昆苏剧团”的字样，还是我们那几天在硬纸板上剪出的宋体空心字，贴到每一个墨绿的衣箱侧面，再用白漆刷上去的。
从“国风苏滩社”到“国风苏昆剧团”，再到“浙江昆苏剧团”，“国风”的招牌没有了，“昆”到了“苏”的前面，光从名字的变化，就能看出朱国梁老师对昆剧从收留、包容到发扬的卓越贡献和宽广胸怀。事实上，人非草木，我们敬爱的国梁伯伯也曾因此有过夜不能寐的思想斗争，但从大局考量，剧团国营化对全团来说是件好事，就像几年前，周、王、包三位老师为了全团的整体利益，放弃优厚待遇不离开“国风”一样，国梁伯伯这次也就毅然放弃了自己苦心经营十几年的“国风”老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