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论
纵观人类经济发展史和世界强国兴衰史,经济转型升级始终是永恒的主题,它与社会财富增长、个体福利改善等的共同演进,一并构成了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和主要图景。正是在不断转型升级中,人类逐渐摆脱了蛮荒和饥饿,学会了远航和飞翔,启蒙了思想和制度,驱动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踏上了迄今为止最伟大的道路。
在这条道路上,一些国家出发得早,工业化、城镇化已经完成,但这并非意味着经济转型就此结束,不断涌现的新技术、新思想,以及新问题、新矛盾的接踵而至,无不是激发转型持续进行的因子。一些国家起步得晚,工业化、城镇化任重道远,人们摆脱贫困愚昧,追求更充足的机会、更体面的生活和国家强盛的梦想,无不是推动转型持续进行的动力。同时,由于技术和制度条件的改善,各国之间经济往来的规模频度空前放大,彼此相互依存,联系日益紧密,这使得经济转型成为一个内外相连、动态调整的大系统。当今世界既不存在闭门造车的转型,也没有独善其身的转型,谈经济转型必然要将其放在全球的语境下、动态的情形中,否则便失去了基本前提和约束条件。
对于中国而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民生的大幅改善,直接受益于宏伟而有效的经济转型。从封闭到开放,从计划到市场,我们逐渐吸收并创造了先进的技术和良好的制度,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基础和转型升级的动力。无论是从科斯所言的组织成本、交易成本关系调整的角度来分析
周其仁,《改革的逻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周其仁教授在该书中阐述了科斯的思想,认为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制度改革有效地降低了组织成本。
,还是从张五常所言的县际竞争产生增长活力的角度来看待
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神州大地增订版)》,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
,中国的经济政策都某种程度地顺应了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转型升级的趋势。关于未来如何继续转型升级,我们面临着巨大压力:快速发展积累的结构性问题尾大不掉,业已形成的利益格局根深蒂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客观存在。可以说,能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看接下来的转型升级能否成功。
观察是分析的前提,选择适当的观察对象和观察角度至关重要。之所以把最近五年和未来五年定为观察对象,一方面,笔者作为具体组织者、执行者,参与了“十二五”规划的编制实施和“十三五”规划基本思路的研究起草工作,有真切细微的亲身体会;另一方面,“十二五”“十三五”时期,转型升级的任务十分繁重,取得的经验弥足珍贵,面临的问题异常复杂。而之所以选择五年规划作为观察角度,是因为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综合性强、政策性强,既是一张充满理想的蓝图,又是一个付诸行动的方案。从这个角度,我们能够观察体悟到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如何在理想和现实中艰难博弈,如何在历史跌宕和潮流起伏中奋勇前行。
全球经济处于转型阵痛期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发展模式产生严重冲击,全球供给结构、需求结构发生深刻变化。此轮金融危机的持续影响,足以与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大萧条比肩,二者并称为工业革命以来蔓延最广、破坏力最大的两次危机。危机发生后,主要经济体都进行了快速的直接干预,控制危机蔓延,避免经济直线下滑。应急性的输血止血后,不得不面对和思考的问题是,是什么导致了危机?如何才能走出危机?
金融危机前,由于全球贸易巨大的资源配置效应,形成了美欧消费、亚洲生产、中东拉美提供能源资源的世界经济循环体系。在这个体系下,发达国家通过进口廉价地获得资源产品和制造业产品,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出口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全球经济进入一个繁荣周期。2000—2007年,全球贸易年均增长接近10%,全球经济年均增长5%左右,是20世纪70年代后的一个增长蜜月期。往往当人们认为这样一个模式将长期不变地持续下去时,危机便开始孕育。由于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负债消费和虚拟经济,美国等发达国家财政赤字化、经济虚拟化
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美国个人储蓄率在危机前几乎接近于零,美国金融业利润占国内总利润的比重高达30%左右,2008年美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下降到 662%,失业率上升到10%。赚得盆满钵满的华尔街现象诱导政策制定者和普通民众再次信奉这样的道理:市场万能、无需干预,自由放任才是经济快速增长的逻辑。于是从微观运行、宏观政策、观念认识三个方面形成了危机孕育和自我强化的框架,金融海啸到来只是时间问题。
从2008年危机爆发到现在,八年间全球主要经济体思考和实践的指向是基本一致的:一是全球经济原有平衡无法维持,需要进行系统性调整、结构性改革,再造新的增长动力和平衡机制。二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努力推动经济转型是中短期实现再平衡和中长期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唯一出路。因此,我们看到在全球经济的深度调整中,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都在探索经济转型之路,寻求新的增长源泉。
美国在危机中首当其冲,也正因为这样,它调整的步伐最快,在结构性改革上也动了刀子。奥巴马政府一方面努力疗治金融体系的创伤,主旨是去杠杆、去泡沫、强监管,从金融部门入手开始修复资产负债表;另一方面针对产业空心化、经济虚拟化的病灶,着力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实施扩大出口的战略,同时把加强创新能力、改革教育和增加基础设施投资
美国在危机后采取了一系列实施再工业化和扩大出口的政策:奥巴马政府两度颁布创新战略;提出出口倍增计划,白宫专门成立“出口促进内阁”,提出要实现五年出口量倍增;联邦政府发起力争上游的竞争活动,对那些制订并实施教育创新计划,有效提高教师质量和学术成就的州提供奖励;奥巴马呼吁实施“为21世纪重建美国工程”,加快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私人投资,创造更多就业。
作为重塑产业竞争力、抢占全球价值链高端的支柱。这一系列调整推动了微观基础经济恢复成长,使得美国较快走出泥淖。但不能忽视的重要事实是,美国利用了美元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凭借量化宽松等政策,在对内释放流动性、刺激就业增加的同时,向外输出了危机,让全世界为其买单,这是无法复制的“成功经验”。
与美国相比较,欧洲和日本的麻烦就更大一些。欧洲屡受主权债务危机的侵袭,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国轮番中枪,往往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使得本就乏力的经济更为敏感和脆弱。“结构性改革”(Structural Reforms)虽然得以鲜明地提出,与投资、财政支出共同作为经济政策的三大支柱,但掣肘于财政体制与货币体制错位、福利棘轮效应等,改革在现实中步履维艰,所强调的劳动力市场、商业环境、创新改进十分有限。日本“大胆的金融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即使力度空前,也不能抵消其经济上的结构性缺陷,劳动力不足、财阀势力过大、创新滞后等,制约着企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竞争力的提高。
发展中国家成为金融危机后拉动全球经济回升的主要力量,2009年金砖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90%。但随着危机进一步发酵、演变与外溢,发展中国家结构性改革的压力也凸显出来。在中国之外,印度推行大刀阔斧的结构性改革,力图解决“滞涨”、开放程度较低、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实施印度制造、印度东进等政策,目前经济增长呈现较为强劲的势头。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印度2015年经济增速预计达到74%,2016年预计为78%。相关评论称,这将是印度增长首次超过中国,“龙象之争”进入新阶段。
但同时,东南亚和拉美国家的改革调整并未取得较好的进展,依然受制于外部市场萎缩、自生能力不足,增长势头放缓。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虽然推动经济转型和结构性改革,已经成为各国共识,但实施中由于削减财政支出、压缩居民消费与短期经济下滑、失业增加的两难选择,又由于福利水平和利益格局调整对政治选票的巨大影响,以及主要经济体政策在政策步骤和时序上的难以协同,全球经济要想达到再次平衡、进入下一个增长周期还有待时日。需要看到的是,经济的停滞或倒退极易引发社会和政治层面的矛盾,这些矛盾或以政治危机甚至流血冲突的形式出现,这将从另一个角度表明,经济转型远未结束,阵痛还在继续。
中国经济转型在曲折中前行
相对于市场经济制度成熟的国家,经济转型在中国有更为复杂的理论内涵和政策指向,有多重目标、多重压力,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结构的升级,也包括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尤其还涉及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完善。
厉以宁教授在其著作《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中提出,从1979年起,中国进入双重转型阶段。双重转型是指体制转型和发展转型的结合或重叠,体制转型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转型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
转型过程中,不时受到国际国内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最关键的转向是市场化改革,这是一个在摸索中前进的过程。从思想观念到制度环境,从行政性分权到市场性分权,从增量改革到存量改革,历经波折,才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从此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有了新的坐标系,进入了转型发展的新阶段,经济总量持续实现翻番,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与此同时,经济结构中的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和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不可持续的问题也日益突出。笔者认为,从“九五”计划到“十二五”规划这20年间,是集中观察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脉络与历程、成长与困惑最好的时间窗口,有必要作一个简要回顾。
“九五”计划(1996—2000年)。“九五”计划被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它的制定受到两个历史性事件的深刻影响。第一,1992年年初,邓小平同志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提出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可以有市场,资本主义也可以有计划,强调发展经济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第二,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首次提出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样的背景下,“九五”计划明确,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关键要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要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二是增长方式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1998年,“九五”计划执行刚刚过半,便遭遇了亚洲金融危机,应对危机的主要手段是扩大内需,发行国债,加大公路、水利、城市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加快住房市场化改革等。可以说,应对的成效是明显的,同时我国也利用危机在某些领域适时推进了改革,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在“九五”时期并未取得实质性突破。
“十五”计划(2001—2005年)。“十五”计划认为,“我国经济已经到了不调整就不能发展的时候,按照原有结构和粗放增长方式发展经济,不仅产品没有市场,资源、环境也难以承受”,从而提出要积极主动、全方位地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把产业结构调整作为关键,把调整产业结构和调整所有制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结合起来。“十五”时期发生了三件大事:一是2002年召开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二是2003年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式是统筹兼顾;三是2001年年底,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迎来充分利用全球化红利加速发展的历史性机遇。此后十年,我国进出口贸易增速年均达195%,经济增速平均达105%。出口导向加上投资主导的模式刺激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加剧了内外需结构和投资消费结构的失衡。
“十一五”规划(2006—2010年)。“十五”期间经济年均增速达到95%,大大超过7%的预期目标,但调结构、转方式的进展并不理想,“十一五”规划评价为“在快速发展中又出现了一些突出问题:投资和消费关系不协调,部分行业盲目扩张、产能过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慢,能源资源消耗过大,环境污染加剧”。为此,“十一五”规划提出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工业带动和数量扩张向三次产业协调带动和结构优化升级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资源投入带动向主要依靠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带动转变。三个转变的思路和导向十分清晰,但2008年来势凶猛的国际金融危机,打乱了经济转型的部署和节奏,大规模刺激政策迅速出台,这对于防止经济断崖式下行起到了筑底作用,也成为当时全球应对危机的一抹亮色。2009年一季度,经济增速回落到61%,工业增速回落到46%;强力刺激后,2010年一季度,经济增速回升到119%,工业增速回升到144%。在此过程中,难免泥沙俱下,这也是日后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的一个重要原因。
“十二五”规划(2011—2015年)。作为后危机时代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经济转型升级在“十二五”时期出现了新的特点,由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叠加效应,经济增速开始放缓。但结构调整力度加大,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提升,收入差距呈现缩小态势,专利拥有量实现翻番,结构性指标好于、高于预期,创新开始发力,氛围日渐浓厚,核心技术研发、商业模式创新、互联网开放应用等展现出令人欣喜的发展态势。不过,从“十二五”规划中期评估情况来看,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环境污染形势严峻、财政金融风险增大、社会矛盾复杂多发等问题不可忽视。
回顾这20年的历程,我们看到中国经济的转型之路,是一条在曲折中艰难前行的道路,凝结着勇气和智慧,充满着坎坷与荆棘,与国际国内大背景相呼应,与改革开放大趋势相协同,逢山开路,遇水造桥,不停步地向前推进,使中国经济在增长和转型中始终保持了活力,这也是未来经济转型升级的希望所在。
“十三五”时期特殊的转型使命
“十三五”时期之所以特殊,是因为2020年是一个极其关键的年份。首先,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的十六大提出在21世纪头20年要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明确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包括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等目标,都是届时必须完成的刚性任务。其次,2020年要完成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提出的改革任务,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最后,2020年要基本建成法治政府。党的十八大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到2020年依法治国方略全面落实,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以2020年为结点的几大历史任务,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而特殊的意义,是极为重要的阶段性目标。
“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增长条件发生变化,传统要素优势减弱,环境资源约束趋紧;增长动力发生变化,过度依赖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的模式难以为继;增长速度发生变化,从两位数降为个位数,“十三五”时期的经济增速很可能成为“六五”时期以来最低的五年。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规律看,在经历一定时段的高速增长,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后,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出现经济增速下降。2014年,我国人均GDP约7 600美元,按照相关比较研究,“十三五”期间经济减速不仅仅是短期的经济下行问题,而是阶段性、长周期的调整。国内外大多数研究机构预测,“十三五”时期我国潜在增长率为6%—75%,综合分析各方面条件,未来五年年均经济增速65%—7%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十三五”时期,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们正处在从上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重要阶段,产业低端化、收入分配差距、公共服务补缺以及资本账户开放与风险防范等问题,需要妥善应对,处理不好,就可能落入陷阱,导致经济停滞徘徊。合理的减速可以接受,大幅的失速不能承受,保持经济持续的发展对现阶段中国而言,仍然是硬道理。经验表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往往是在工业化中期后发优势尚未完全释放的情况下发生的
刘世锦等,《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和战略选择》,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
,因此要努力避免在工业化完成之前,增速就过早过快地出现“台阶式”的滑落,而非“波浪式”的调整。
综上所述,“十三五”时期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完成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任务,要在新常态下努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使命伟大而繁重。然而,无论是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翻番的目标,还是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关键在于能否成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经济转型升级,能否化解多年积累的各种矛盾和风险,能否始终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活力,这是“十三五”必须面对与解答的命题。未来五年,转型升级的历史关口,我们必须要过。
本书的结构
本书是笔者结合多年学习、工作,对中国经济升级转型问题的一次系统思考。书中既有对重要战略规划政策等的解读,也有个人对经济转型升级中一些重点问题的见解,并讲述了一些背后的逻辑和故事。本书共14章,从内容板块上来讲,可以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十二五’规划编制实施的回顾”,包括第1章到第3章;中篇“‘十三五’时期的宏观背景和基本思考”,包括第4章到第6章;下篇“‘十三五’时期经济转型升级的若干战略重点”,包括第7章到第14章。
第1章对“十二五”规划确立的方针目标进行回顾。围绕“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如何设计10个政策导向、24个主要指标、18个重点专项规划,对其中若干关键问题进行说明,比如关于7%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的讨论,“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方针的提出,能源消费总量的控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规划和社会信用体系规划的编制等。通过这些分析和说明,从一个侧面向读者反映“十二五”规划纲要编制的主要思想和决策逻辑。
第2章对“十二五”前四年取得的主要进展进行总结。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并不是对所有成绩展开全面系统的评估,而是选择了与经济转型密切相关、有量化指标比较的八个方面,比如:经济增长超过预期目标;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和服务业占比提升;粮食产量持续实现“四连增”;交通能源水利建设成就显著;科技教育投入大幅增加,专利拥有量实现翻番;基尼系数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缩小态势;改革开放有新举措、新突破;“十二五”规划指标预计完成良好等。这些进展对于促进经济转型升级起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