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供给侧改革”被中国政府赋予了未来改革方向指引的地位。在2016年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5次提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本书从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转型需求，供给侧改革的定义、成功经验等宏观层面；人民币汇改、财税体制、土地、互联网、农村等微观层面两个角度全面描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中国经济的意义与重大价值。

    1.2016年“两会”，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5次提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两会”上经济领域*频的词汇。
　　  经济新常态→→供给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和方向进一步明确。
　　2.本书是“两会”之后解读“新经济”政策的权威读本，由林毅夫、许小年、沈明高等权威经济学家解读“两会”上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信息。
　　3.本书系统阐述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三大困难，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四大关键任务。
　　  各路专家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详细解读：
　　  宏观上，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转型需求，供给侧改革的定义、成功经验等；
　　  微观上，人民币汇改、财税体制、土地、互联网、农村等各个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的改革举措。
　　4.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长文详解中国人民币汇率改革与金融领域改革。

 

    第一章 把脉中国新经济

　　沈明高：中国未来五年五大趋势
　　胡月晓：供给侧结构必改革，引领未来经济新方向
　　颜　色：中国经济增长潜力靠什么？
　　林采宜：中国经济未来是L型的
　　林采宜：2016年中国经济的主题词
　　许小年：为什么要强调供给侧？
　　钟正生：“三去一补”的障碍与对策

　　第二章 拥抱供给侧

　　林毅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有中国式理论创新
　　盛　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改什么？
　　徐朝阳：美国“供给经济学革命”的中国启示
　　陈季冰：告别凯恩斯主义，拥抱供应学派
　　何诚颖：供给侧改革的历史启示与市场影响
　　陆　铭：供求匹配：讨论中国问题如何走出二元对立
　　李拉亚：供给侧改革需要理论创新
　　梁　红：供给侧改革对短期经济增长的影响
　　邵　宇：移杠杆与补短板

　　第三章 全面深化结构性改革

　　邢　昀　于海荣：供给侧全面发力
　　冯俏彬：中国“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制度创新
　　刘世锦：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是要素市场改革
　　管清友：中国如何结构性减税
　　陈　杰：房地产高库存的规模测算、风险评估、成因及对策
　　杨遴杰：土地供给侧改革要形成多元土地供应格局
　　伍振军：农业供给侧出了什么问题
　　赵　衡：互联网医疗的2016：一个供给侧的视角

　　附录

　　周小川：人民币汇率改革、宏观审慎货币框架与数字货币
　　王　宇　刘羊旸：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名誉院长。1994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并担任主任一职。2008年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成为担此要职的发展中国家第一人。2012年在世界银行的任期届满，返回北大，继续教学研究工作。现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参事，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专职副主席，曾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至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在国内外多个有关发展政策、农业和减贫的委员会、领导小组兼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未来经济新方向

　　虽然“供给侧改革”这个字眼早已为大众所熟悉，2016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还是着墨不少。从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的长视野观察，中国宏观调控经过了“释放需求”和“激发需求”两个阶段，现阶段显然是强调供需匹配的结构调整阶段。本届政府上台以来，“定向调控”和“相机调控”更是被明确为“创新调控方式”，“供给侧改革”被中国政府赋予了未来改革方向指引的地位。不过，尽管在解释和宣传方面做了诸多铺垫，但政府与市场沟通还是不够，市场对其还是存在诸多误解，甚至有资本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将其与西方的“里根主义”等同。笔者认为，“供给侧改革”是中国政府根据国情选择的创新调控方式，它以结构性改革为主要内容，目的是“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并非西方的“供给主义”。

　　供给侧改革仍强调发挥政府调控功能

　　2015年5月25日，人民日报刊文《五问中国经济——权威人士谈当前经济形势》，全面阐述了“怎么看”经济；2016年1月4日，人民日报再刊文《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权威人士谈当前经济怎么看怎么干》，系统论述了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要“怎么干”，明确了经济发展短期、长期间的关系和处理。由“怎么看”到“怎么做”，历时半年有余，政府将经济发展和未来改革的一揽子框架向社会、市场做了详细阐述。这对引导预期、形成合力，有着重要作用。相对于过去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调控，中国政府就经济发展与公众的沟通，显然有一个飞跃！
　　从历程看，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法，经历了“经济新常态”——“供给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三个认识阶段，说明这一新提法是中国政府对经济发展深思熟虑后的结果，自然也将引领未来经济改革的思路和方向。
　　虽然《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文中明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搞新的“计划经济”，“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放手”是最大的“抓手”，等等对政府行为边界的重新界定。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要推行“供给主义经济学”。
　　供给经济学是相对于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经济学说而言的。需求管理经济学的政策理论核心是“菲利浦曲线”——经济冷热引起的需求波动将引起通胀变化，财政、货币政策将围绕此展开；供给经济学的政策理论核心是“拉弗曲线”——政府减税将提高经济内生活力。供给主义是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的政治主张，实质是要政府对经济管理“甩手”，显然这并非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张。

　　中国“供给侧”改革前因后果
　　
　　伴随出境游的兴起，中国游客海外购物的“生猛”态势为世界所瞩目。日本马桶盖、韩国化妆品、欧美奢侈品、澳新洋奶粉……中国人购买力之强似一股“龙卷风”，所到之处很多地方货架被一扫而空，以至于有港人抗议和海外限购的反常现象。当国人的出境游变购物游时，国内消费增长却一路走低，名义增速从2010年的18.3%一路下滑到2014年的12%；2015年，国内消费增长仍然延续了平稳、缓步下滑的态势！
　　面对投资持续下降和过剩产能突出状况，中国经济维稳对消费增长寄予了厚望。消费的稳中偏降格局，使得中国宏观经济中的总需求一直处于疲弱状态，进而导致了增长的疲软。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进入了明显的“底部徘徊”阶段，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一直不能消除；微观上，企业经营效益或继续下降。因此，笔者一直主张中国经济格局是“宏观稳、微观差”。笔者一直认为，中国投资型经济的特征不会改变，这是由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所决定。“去杠杆”压力和债务问题，使得中国经济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难以恢复投资的中高速增长，故中国经济的第一增长动力——投资，将延续低位，经济增速也将延续低位徘徊状态。
　　显然，“入世”以来中国经济需求导向的管理和发展思路，碰到了极大困难！依靠需求刺激，中国曾率先走出了2008年的危机冲击，并对制止全球经济崩溃做出了贡献！但随之迩来的是，需求管理也走到了尽头。经济增长阶段变化带来的内在动力转换（由要素扩张到效率提升），导致宽松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经济效应明显下降。此外，对中国当前经济困境来说，宽松财政政策本身运用空间有限——中国经济当前运行中的一大问题是政府债务处理，债务困境制约了刺激政策的运用。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也让政府直接主导的投资旧有扶持模式，难以延续。对经济增长平稳力度的调控，转而更多地依赖投融资体制的改革！虽然经济增长持续低迷，但政策也将持续观望。
　　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周期性的“出清”，不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出清”都不可避免！在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阶段，政府对经济周期有着超强的控制力。改革开放已近40年，中国经济体系的市场化程度已达相当程度。但是，基于传统和习惯的差异，中国政府对市场“出清”天然地反感，总是以政府的“计划”出清来代替市场的“自然”出清。面对产能过剩和经济转型的困境，在需求调控政策“无招”的情况下，采取了以产能调整为主要内容的“供给侧”改革。

　　供给主义的前世今生

　　被经济学现代供应学派公认为理论鼻祖的是萨伊的供给定律。法国学者让?巴蒂斯特?萨伊于1803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概论》的不朽著作，书中观点“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被后人总结为萨伊定理，并简述为“生产自动创造需求”。实际上萨伊描述的“生产自动创造需求”，仅是资本主义发展早期阶段，市场均衡时的一种状态，萨伊定律的前提是产品以产品购买，货币只是商品交换的媒介。显然，萨伊定律只和当时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相吻合；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社会需求也发展到了“马斯洛需求”的高级阶段，单纯价格调节已不再能“出清”供求失衡！
　　在政策实施层面，供应学派成为宏观政策的理论和思想基础，是在20世纪80年代。上世纪70年代，在政策层面实施了20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正被现实问题所困，凯恩斯主义倡导下政府干预和需求管理思想，令西方世界陷入了严重的“滞胀”状态。面对新问题，需求管理的思想束手无策，难以有效应对。1979年和1980年分别当选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里根总统，都不约而同地采纳和实施了供给学派的自由主义经济哲学。这个政策层面供给学派的思想核心，是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政府最少限度的干预市场，最少限度的涉入经济：太多的税收和监管，太高的公共开支，压榨了企业精神。供应学派经济学的政策主张是，繁荣经济最好通过减少行业管制和企业税收，鼓励经营者提供更多廉价商品来实现，不能像凯恩斯思想那样靠增加公共开支，通过“需求管理”来实现。供应学派认为，减税和取消管制，能够释放市场的根本建设性力量，激发企业内在活力，从而提升经济活力。
　　不过，正如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思想，长期实施带来 “滞胀”副产品一样，作为应对“滞胀”问题而产生的供给主义经济政策，长期实施的结果，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并将供给主义带入难解困境——不平等的极端扩大，并最终导致2008年的金融危机，全球经济目前仍然没有走出此轮危机，2016年很可能演化成新兴市场危机。

　　供给侧改革≠供给主义

　　当前中国资本市场上存在着一种错误看法：供给侧改革=供给主义。这显然是犯了“望文生义”的毛病。将西方供给主义经济政策的成功经验，当作中国供给侧改革的前景，则又犯了食“洋”不化的毛病，实则是先有主观方向判断、再找论证逻辑的“忽悠”！
　　西方作为政策层面上的“供给主义”，并不与学术层面上的“供给主义”思想等同。作为学术思想的“供给主义”，核心是“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其具体含义是在价格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前提下，供需双方通过价格调节可自动达到均衡，这显然只能是理论上的分析；政策实践层面上的“供给主义”，其核心是自由主义，即政府最大限度减少干预，包括税收、管制能，企业在不受干扰情况下会发挥最大活力，市场会自动调节失衡，不会长时间处于不能“出清”状态。作为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政策实践的“供给主义”，是针对凯恩斯需求管理思想下政府对经济干预的行为，作为对立面而提出的学术思想；同时，也是被当作为解决因长期实施凯恩斯主义带来的“滞胀”问题的解决方案。
　　中国“供给侧改革”的政策目的，是为了打赢“四个经济迁灭战”（化解过剩产能、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化解房地产库存和防范金融风险），是为了加速产业调整，是基于产业过剩问题长期悬而未决而提出的新解决方案，实质是要政府加深对经济运营行为的干预。“供给侧改革”，会使政府进一步涉入经济领域，强化政府对产业的调控，与西方曾经的“供给主义”，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方向。
　　虽然中国政府在“供给侧改革”纲领中也提高要放松对行业管制，但只是对“应该按市场原则进行运作的领域”，对于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点领域、广大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国民经济重点命脉的产业，政府主导的国有经济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更为重要的是，上述政府管控经济的标准，仅是模糊的论述，实践中并无明确标准，从而经常导致了松而不放的局面。在意识形态上，自由主义仍然是中国的敏感和忌讳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