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共产国际
1939 年9 月的一天午后,弼时给我打来电话说:“你今天不要走远了,最好不要出门。”下午7 时许,他又打来电话,要我立刻到他家去。我一走进他的房门,很惊奇地看见周恩来在座。弼时向我作了介绍,其实我早就见过恩来。在交谈中,周副主席回忆说:过去我每次来苏联,都要处理有关你们留学生的一些问题。他还谈到曾在孔策沃给军事学校的留学生作传达六大报告的情景。这次,周恩来是到苏联来治疗骨折的右臂。同他一起来的有邓颖超、孙维世、李德等。我们安排恩来、邓大姐、孙维世住在柳克斯公寓。
恩来的右臂是在延安骑马时摔伤的。他同江青一起外出,在路上,江青猛地打马,她的马突然猛冲过来,使恩来的坐骑受惊,因毫无防备被摔了下来。恩来急中生智,用右手护住头,胳膊肘先着地,造成肘部粉碎性骨折。当时延安医疗条件差,没有完全把骨头对好,就打上了石膏。等取下石膏时,肘部已不能活动,右臂肌肉逐渐萎缩。于是,中央建议他赴苏联治疗。为此蒋介石派出自己的专机到延安,把恩来接送到迪化(今称乌鲁木齐)。然后,周转乘苏联的飞机到达莫斯科。共产国际安排周恩来到皇宫医院(即克里姆林宫医院)治疗,邓颖超、孙维世常常到医院来照料周。由于他们都不会讲俄语,我差不多每天到医院去,给他们当翻译。
苏联请了一批高级专家给周恩来治病,先后进行了三次大会诊,讨论治疗方案。这三次大会诊恩来都参加了。医生们提出两个方案,供恩来选择。第一个方案是把肘骨拆开,另行接骨。其好处是胳膊可以运动自如,缺点是痛苦大,所需时间也较长,而且要冒手术不成功的风险。第二个方案是不开刀,采用按摩等治疗方法。好处是治疗时间短,缺点是胳膊只能活动到一定的角度,不能运用自如。恩来说:“国内工作很忙,不允许我长期在国外治病,就选择后一种方案吧。”
在治疗过程中,患者是异常痛苦的。注射麻药后,就硬把胳膊搬到一定的角度,固定起来。麻药效力消失后,疼得恩来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滚,不由得喊叫,急得我们团团转。然后进行按摩,使萎缩的肌肉恢复生机。这也使他疼痛难忍。按摩的医生是个老太太,她不懂中文,不断对我说:不受这个苦就会前功尽弃,所以,一定要受这个痛苦,将来才有希望使手臂活动得幅度大些,可以梳头、吃饭。
在住院期间,恩来仍坚持工作,着手起草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国问题备忘录》。我劝他说:“你是来医病的,还是先把病治好为宜。”但是他说:“我这是外伤,不影响我的思考和工作。”
拜会毛主席
我回到延安,回到阔别十五年的祖国,脚踏在家乡的土地上,每天都听到久违的乡音,处处感到那么亲切、熟悉,又那么新鲜,令人激动不已。祖国啊,我离开你的时间太长了!现在是应该为你作出点贡献的时候了!
我盼望着能早一天见到毛泽东。在苏联,当人们提到中国红军时,必然要提到毛泽东的名字。我在任弼时的办公室里,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巨幅照片:头戴八角帽,身穿军装,魁梧、年轻、英俊,目光深邃,充满自信。我虽然不好意思开口询问,但心想这一定就是人们所仰望的毛泽东。这时,我顿觉受到了莫大的鼓舞。我们党终于有了自己值得信赖的领袖,中国革命胜利在望。后来我听说了这张照片的来历,它是斯诺在陕北拍摄的,共产国际托苏联驻外使馆花四千美元购得。我到共产国际工作后,同中国同志交往甚多,在处理各种事务和进行各项工作时,人们总是会说:“为了毛泽东。”可见,毛泽东的名字成了革命、奋斗、胜利的象征。对任弼时,人们称之为毛泽东信得过的人;对周恩来,人们称他是毛泽东的使者、全权代表。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1940 年3 月底的一个下午,周副主席带我一道去杨家岭拜会毛主席。杨家岭是中央军委的所在地,毛主席是中央军委主席。春光明媚,风和日丽,毛主席正在窑洞前的土坪上安详地散步,见到我们来了,立即微笑着健步迎了过来,和周副主席紧紧地握手。接着,周副主席将我介绍给他,我握着他那宽大、敦厚的手,心情激动万分。毛主席明朗慈祥的脸上布满了笑容,亲切、和蔼而又诙谐。他见我有些紧张,便风趣地说,你的面容像某某,风度像某某。但我因为对国内干部情况一无所知,完全不知所云,傻呆呆地看着他。恩来见我拘谨,急忙解释:“这些人他(指我)都不认识,自然不能理解。”
主席话锋一转,问道:“你是哪里人?”
“韩城人。”
“噢,你和司马迁是同乡。”这句话像一只灵巧的金手,一下子就找到了我们交谈的话题,激起了我万千思绪。
接着,毛主席谈到龙门在韩城县境内,“禹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的出处;讲了黄龙山山脉自西向东,绵延到韩城县境内;解释了黄龙山命名的起因,它的山势、土壤、物产,并指出延安以南的崂山也属黄龙山山脉。我说:“小的时候听年长的人说过,‘黄龙山是土匪窝子’。”主席笑了笑,诙谐地说:“杨虎城将军也是黄龙山上毕业的。”他又询问了我的出身、家庭、经历等等。虽是初次相识,但他将我的情况已全部摸清、掌握了。
毛主席初次和我谈的这一席话,使我感到他明达开朗,学识渊博,思路开阔,博古通今。此外,我还感到主席的这一番话似乎有着更丰富更深刻的意义,需要我去体会和理解,但当时却说不出它究竟是什么。后来,同毛主席接触多了,才逐渐地认识到,这意义就是,毛主席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都集中在了革命事业上,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对一切事情总是以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勤学好问,调查研究,遇事寻根究源、弄个彻底明白,决不浅尝辄止。他善于理论联系实际,这也是他知识渊博,经验丰富,对事物了如指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奥秘所在。主席的风度和我见过的领导人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皮克等都不一样。他是一位旷达、开明的人,有一种超然的气概和强烈的自信心。
主席的婚事
1940 年我从苏联刚回到延安不久,就听到一些同志们对主席和江青的婚事有些议论。因为当初决定我还要回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康生、江青钻空子主动向我介绍一些情况,澄清事实,表现自己,希望我在国际方面为他们讲好话。
江青是1937 年秋冬到延安的,进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江青和主席认识是康生安排的。
1937 年11 月29 日康生夫妇随王明从苏联回来。康生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和曹轶欧是同学,相熟而结婚。曹轶欧给鲁迅写过信,收入鲁迅书信集中。回到延安后,康生在组建中央社会部的同时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曹轶欧担任中央党校干部处处长。中央社会部在离延安城西北八公里外的枣园村,原是陕北军阀高双成的庄园。
江青与康生同是山东诸城人。江青本姓李,家住在县城东门外,家境中下,生活不富裕。父母将大女儿留在家中,缠足裹脚,待机出嫁。二女儿即江青,自幼聪慧,身材修长,面容姣好,是个窈窕淑女。父母把她送到城内东街南区的聊城小学读书。她每天上学都要经过东街的张家。张家是从胶东迁来的富户,在东街买了一座四合院,坐西朝东,大门向东开,南房是客房,东西厢房是儿孙们住。张家的第三代是康生。康生亲口对我讲过:江青每天上学从他家门前过,他是目迎目送。1957 年我到山东担任省委书记,专程到诸城考察,果然康生没有骗我。陪我的县委书记并不知我的用意,但他主动介绍了江、康两家的情况。从县委书记介绍的情况来看,江青上学是要经过康宅的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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