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第一章 任务——研究日本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第三章 各安其分
第四章 明治维新
第五章 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
第六章 报恩于万一
第七章 义理“最难承受”
第八章 洗刷污名
第九章 人之常情
第十章 道德的困境
第十一章 自我修养
第十二章 孩童启蒙
第十三章 投降后的日本人

1.现代日本学鼻祖，二战后美国改造日本的指导书，历任美国总统必读之书！
2.首次出版后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销售逾3000万册，行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3.当代日本学专家《零年》作者伊恩·布鲁马做序，阐述本书对当代世界的意义！
4.真正插图版！本书配以60余幅图片，并有详细图解，图文并茂，更好体会书中之意！
5.中国人必须知日，知日必读《菊与刀》。

（荷）伊恩·布鲁玛
在大多数情况下，去理解另一种文明都是很困难的。如鲁思·本尼迪克特所言，各民族间的差异之大，只有那些拥有“坚定精神”[1]的人才能重新一一认知，而不被这些差异所烦扰。这个世界并非“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们人类也并非完全一致。由于不同的利益、历史背景和经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既然个人如此，那么推而广之，各个民族之间有不同的观念也就不足为奇了。更重要的是， 只有当其他文明的研究者心怀本尼迪克特所说的“宽容态度”[ 2 ]——唯有“宽容”方可洞察其他民族的、与我们完全相异的观念——才能收获他们自己的成果。狂热者绝不会是合格的文化人类学家。
要在残酷的战争期间理解敌人，这又需要更多的“宽容”。但实际上，此时对敌人的理解显得更为必要，因为对敌人的优势和弱点有客观认识将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1 9 4 4 年6 月，本尼迪克特接受美国政府委托，要完成一份针对日本人的文化分析报告。
从表面上看，这一报告可能会证实美国人对遥远而未知的日本民族的偏见，因此似乎没有价值。因为此类偏见正好满足了两国战争期间的宣传。这些偏见认为“日本佬”生性狂热、阴险而未经开化；他们是猴子、野人、卑鄙者、怪物，或者是随时会自杀的疯狂武士。如1 9 4 5 年的悉尼《每日邮报》所言，想要驯服这一残暴的种族，“很有必要扭转他落后了2 0 0 0 年的思想，尽管他表面上理解我们的科技和文明，实际却像野蛮人那样用棍棒作战，相信雷鸣闪电是天神的声音”。
本尼迪克特的任务就是挖掘这些谣言背后的真相，为盟军领袖在一定程度上预测日本人的行为提供依据：他们会战至最后一人，还是会选择投降；他们会接受何种条件以结束战争；如何处置天皇；盟军占领期，他们会做些什么；等等。在1 9 4 4 年完成这一任务，即使是
对一位在日本生活多年的专家来说也是很困难的。而本尼迪克特，如她自己所言，既不是专家也未到过日本，她仅有可依仗的只有书面材料——所有的文字，从学术研究到翻译过来的日本小说都包括——此外，再加上电影和对日裔美国人的采访。仅此而已。
然而，从另一角度来讲，“专家”的身份并不是必要的条件。因为，很多专家往往怀抱顽固的旧观念，而不愿让新的观念或成果干扰他们既有的专业知识。例如，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老资格的“日本通”、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还认为日本人本质上不是理性的民族，不可能组建起民主政府。鲁思·本尼迪克特的一个优点就是她坚决反对种族和文化歧视。她的研究以开放的思想为基础。
某些人也许不同意经典文化人类学的前提，也就是不认为“民族特性”是存在的。当然，这一观点近来已不流行。假冒的人种学和民族学理论已经玷污了“精炼（es s e n t i a l i z i ng）”集体特性的观念。理论家们如今更倾向于强调“混杂状态（h y b r i d i t y）”或是民族的多元文化，而不是考察民族单一特征。但同时，我们又痴迷于自身的同一性。事实上，也许是出于对生活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中的不确定，我们并不能充分理解自身，因此有关民族英雄、民族“价值观”、民族历史的书籍在各地都很畅销。
纸上谈兵的民族研究是鲁思·本尼迪克特最为反对的。因为这样的自我陶醉会破坏她的事业。她对其他民族深感兴趣，问题是其他民族的轮廓和特征是否如她所理解的那样清晰。
我曾对因政治事务而进行的文化研究抱有疑虑，因此怀疑过鲁思·本尼迪克特提出的著名的耻文化与罪文化的区别。文化分析的风险在于假定世界是过于静态且统一的。本尼迪克特对这一风险十分清楚。但尽管意识到民族和文化会随时代变迁发生变化，她仍坚信某些模式和特征不会跟着改变。如她对英格兰人的评论，“他们本性如此，时代不同、标准不同、模式不同，但他们依然是英格兰人”。
那么，什么是日本人的“本性”？再次阅读这部伟大作品，我被她精妙的研究方法所震撼。当她讨论耻与罪的区别时，她没有说明绝对的标准，而是仅仅重点强调。每个日本人都知道耻与罪。但日本社会对绝对道德准则的重视远不如西方社会，而更依赖“外部的强制力
来约束行为”[ 3 ]。她认为，日本人对其他人的看法尤其敏感。某人的罪感源于犯罪行为，而耻感则源于他人的看法，前者往往被忽视。
本尼迪克特对日本人在压力下所作举动的一些描述如此生动，仿佛亲身所见。比如，孝顺的儿子无视自己所爱的妻子的需求与母亲的不同；在美国学习的日本女学生自苦于她同学的友善，因为她不知如何回报恩情。
她的研究因任务本身特点而难上加难。当时，美国对日本民族特性的观察分析十分缺乏，本尼迪克特又必须协助美国政府预测日本人未来可能的行为。鉴于美国政府计划在自由和民主的基础上重建日本国家，因此必须了解日本人对战败、对天皇角色转换，以及对美国占领军的政治监督会做出何种反应。困扰盟军的一个现象是，曾发誓战斗到底的敌人突然变得顺从，甚至是友善。
本尼迪克特对此的解释是，日本人对他们的天皇有着十分深刻的义务——这是日本人生存的最终意义。人民时刻准备着为天皇而死，但当他以颤抖的、艰涩的声音要求臣民“忍所难忍”[ 4 ]，去投降、去建设一个新的、和平的日本，他的臣民马上顺从了。日本天皇的神性往往被西方误读。普遍的看法是天皇被日本人视作上帝。本尼迪克特准确指出，日本人不认为人与神之间有巨大的鸿沟；所有物品都有神圣的光环：石头、山丘、河流以及死后的人。作为等级制的最高点，天皇是国家宗教观的代表。你不必笃信他是上述宗教观的上帝，但作为日本人，你必须绝对服从他。
这就是大部分日本人在1 9 4 5 年所面临的情况，而当前已不如此。本尼迪克特并未预见民众态度的转变之迅速。她认为，对天皇的“忠”是日本民族的首要特性之一，并提出这一特征改变的可能性不大。但还有其他例子证明，她也低估了日本人坚持其他政策的意愿。比如，和平主义。
本尼迪克特的论断之一是，日本人的人生观受客观条件制约。虽然没有绝对道德的一神论宗教，但生活的一切——从伦理到人生理想——均由环境塑造。因此，一个好战的民族能够很平稳地转变为爱好和平的民族。战争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战争并未给日本民族带来荣誉，反而使他们蒙受灾难性失败的耻辱。如今，日本人认为成为热爱和平的民族能为他们赢得国际社会的尊敬，因而，日本人引进由美国法学家制定的规定战争为非法的和平宪法。
当然，本尼迪克特认为这也是受环境影响的。倘若日本所处的外部环境是和平的，那么日本会坚持和平主义，而一旦各大国又开始备战，日本则将重新回到军国主义的老路上。目前，后一种情况还未发生。尽管经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苏对抗，以及美国重新武装日本，使之再次扮演一个军事角色，大部分日本人依然坚持和平主义理想。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会发生变化，但不会如本尼迪克特所预言的那么快。
上述并非对本尼迪克特的批评，因为人类学家并不是预言家。她不可能知晓《菊与刀》成书数十年之后所发生的事。1 9 4 5 年后，日本发生了巨变。当代日本青年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方能重塑本尼迪克特书中所描述的某些日本“民族特性”。对天皇的忠、对父母的孝、未能还清对某人恩债的恐慌，这些原本植根于日本人骨子里的东西在技术驱动型时代逐渐消退。但既然人们仍然能读懂《菊与刀》，并从中受益，那么说明此书依然是经典之作。
之所以称之为经典，是因为此书的睿智与简练的文风。本尼迪克特无须晦涩的术语，即可解释复杂问题，无愧于出色的学者。某些人认为，文风能体现作者水平。由此看来，本尼迪克特是拥有人文主义和宽容精神的杰出学者。虽然《菊与刀》是一本完成于战时且描述敌人的作品，但即使是当代的日本读者，无论他或她是否同意作者观点，在阅读时都不会感到被冒犯。最后，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日本和日本人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此书所讨论的事实今天依然存在。